方星河在海外的出名，在國內的媒體看來，突然且毫無征兆。
而且奇葩的是，東南亞、日、韓、新加坡四大區域的熱度具備著截然不同的理由。
2000年中，正是東南亞從97年金融危機里逐步恢復過來的時間點。
復蘇的經濟給民眾帶來一種具備著強烈傷痛記憶的希望，也讓各國內的精英階層開啟了一種反省。
這種反省十分復雜、矛盾、微妙，硬要形容，大體上是對西方的警惕、對民族意識的重視、對獨立自主的渴望、以及對米國爸爸的依賴和畏懼，綜合到一起，所形成的一種十分別扭的“覺醒”狀態。
真的完全覺醒了嗎？
并沒有。
可那種基于民族主義的自立自強之渴望，分明的從每一個細節里透露出來。
在這樣的大環境下，方星河的“文化力量”滾滾而來。
《時代》亞洲版在印尼、泰國、馬來、越南、菲律賓五國的銷量，加起來總共只有4萬本，平時大體上是這個數字。
這一期，最開始時仍然是差不多的銷量，可能因為方星河封面上那張臉而多出來一些，兩三千本，波動微乎其微。
但是，隨著中英文雙版本的采訪被各國精英們進行解析，進而在報紙上引發討論，銷量開始緩慢爬坡。
泰國作為危機中心，被割得元氣大傷，靠著出口和旅游業的高增長，也并未能夠挽救銀行業的崩潰。
極高的失業率讓泰國國內這兩年充斥著怨氣和對西方金融資本的仇視。
時任泰王的拉馬9世開始強調“自足經濟”，而首相川力派則把努力的重點放在了金融體系改革上面，但是三年任期一晃而過，情況并沒有明顯改善，民間的不滿越演越烈，這直接為明年民粹政府的上臺埋下了伏筆。
方星河的采訪內容，堪稱是完美切合了泰國民間的情緒，導致一經翻譯成泰文，在報紙上剛剛開始討論，就引發了巨大的熱度。
著名的佛教思想家、文化保守主義者素拉·司瓦拉作為“入世佛教”運動的倡導者，曾經多次批評西方消費主義和文化殖民，第一時間就從多種角度盛贊方星河的思想。
首先，他對方星河講的那個“天主教與龍華寺”的小故事大加贊賞，認為華夏的佛教在入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已經成為底層文化中極其重要的一元。
其次，他極度支持方星河關于“信仰應該自由地滿足精神需求”的論述。
再次，他引用了方星河那段對于文化力量的詰問——
“它到底是形于外，亦或者化于內？它到底是一種可以描述的主義，亦或是一種不可強名的精神？它到底是尼采的權力意志，亦或者是馬克思的斗爭戰場？”
并加以本土化改良——
“我們有著不同的國情，佛教是我們文化力量的根源，西方的那一套既不適合我們的民族特性，也不符合我們長期以來追求的心靈平靜。
我和其他佛法大師在關于菩薩道的理解上有一些分化，但在這一點上具有完全的共識。
即：我們的行為可以世俗化，但精神世界必須超脫。
泰國的文化根源從來不是西方的什么主義，而是由佛法引申出來的智覺，緣起性空，我想通過社會行動消除苦難的外在根源，他們通過四圣諦斷除無明，這不是我們文化力量的分裂，只是同一種文化力量在不同實踐路徑下的外化區別。
尋根溯源，泰國的民族精神既在佛里，又在覺外，便如同方星河所言：我即是自己的佛。這也未嘗不可……”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思想，他盛贊了方星河的方法論。
“相信、貼近、實現，雖然方星河持有著和我們截然不同的信仰，但他已有一顆光明佛心。
出于一顆佛心提出的文化戰爭，是在沖突中踐行慈悲，此善大焉。
我們也必須要在符合佛法的前提下，對西方的文化侵略實現有效抵抗，保護我們的傳統藝術、語言和宗教等等一切構成文化力量根源的寶貴財富……”
……
當“光明佛心”這個詞兒從泰國報紙上被翻譯回國內之后，別說大小媒體懵嗶，就連國內的佛學界都懵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