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能于政事諸端切實發揮其利弊，可謂內圣外王體用兼備之學。
尤其是他所提出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口號，意義和影響深遠。
像大明這樣龐大的一個帝國而垮了臺，當然不是簡單幾句話就能說清楚原委的。
這并不是說其文化衰敗、道德墮落、朝廷黑暗、黨派誤國、皇帝太拉稀等等幾句空洞不著邊際的言論便能道出其中之因緣。
一般來說，單從制度講，只要推行到兩三百年的，總不免會出毛病。歷代無一幸免。不與時俱進，不革新就等死。
明代大體上已過了兩三百年的太平日子，無論當初制度怎么好，變樣、腐化是不可避免的，這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清代的制度也可以為大統領帶來點經驗教訓
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做事分寸的制度。
而手段則是出之于私，因此沒有一定恰好的分寸。
在家天下時代，一個為公的新制度的誕生，期間當然會有許多復雜關系，總不免夾帶有一些私意。
清代朝廷發布最高命令稱上諭，又分為兩種一種是明發上諭，一種是寄信上諭。
經內閣傳抄，再交給有關衙門者，稱為明發，或稱內閣奉上諭。
而寄信上諭，就是繞開內閣，由皇帝指示軍機處直接給相關人員傳達旨意。
跟密折制度一樣，寄信上諭是加強皇帝集權的措施。
玩秘密正治這當然只能說是皇帝的一種手段，而不能說是一種制度。
總的來看，清朝的正治體制是傳統正治體制的集大成。
從秦朝君主忠央集權制度建立，經唐朝的完善發展，明朝的強化，到清朝官僚體制，系統而嚴密，十分成熟。
清朝是傳統君主的最頂峰。
從辯證法的原理上講，最后一個總是最完美的。因為事物發展總是由不完善到完善。歷代封建王朝的君主正體也是如此。
同樣的道理，歷代典章制度也是清朝最完備。清朝的典章制度和君主正治都是對忠國兩千年封建社會的集大成。
最后，秦始皇以后的天朝政制制度是典型的君主制度，而不是所謂的“封建”制度。
馬大胡子當年引用“封建”這一名詞時，是指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制。也即是以貴族政制、領主經濟為基本屬性的封建制度。
它的本質特征是領主對土地的壟斷，土地不允許自由買賣。領主利用對土地的壟斷，獲取政制上高貴的地位，土地不許轉讓給平民，農奴就更沒有獲得土地的權利，這是西歐封建制得以存在的根基。
天朝的情況并不具備那些特征。從戰國起，土地買賣、兼并現象日趨嚴重，分封制逐漸遭到破壞。尤其是商鞅變法“除井田，民得買賣”，直到秦始皇三十一年頒布“使黔首自實田”。土地可以繼承，可以買賣，從法律上肯定了土地私有的合法性。
此外，東西方還有農奴和佃戶的區別，社會經濟結構的區別等等。
可以看出，從秦始皇建立中秧集權的制度開始，到那啥推翻帝制的這兩千多年的歷史，與歐洲的封建制度相比，實在是風馬牛不相及。
天朝封建制只盛于西周，而衰于春秋，至戰國已開始崩潰，最后秦始皇帝“廢封建”，而在歷史上消失。代替封建而起的制度是一種忠央集權的官僚體制，也可稱為“中秧集權文官制”。
當馬大胡子的學派迅速發展之時，“封建”一詞便逐漸變質了，最后它竟變成了所有古老而落伍的一切壞習慣的總代名詞。
“封建”一詞，以及由此而派生的封建、封建迷信、封建落后、封建反凍、封建頑固等等，既不不合乎天朝歷史上“封建”的本義，也不是中世紀歐洲的本義。它已經變成了一個被濫用的那啥術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