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賦役制度中國歷代王朝為鞏固國家政權而向人民征課財物、調用勞動力的制度。
賦，原指軍事上車馬軍需的征調，后指對土地的課稅，即田賦，有時還包括人頭稅和資產稅。
役，亦稱徭役，即在統治者強迫下，平民從事的無償勞動，包括力役、雜役和軍役。
古代役重于賦，封建賦役的實質在于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點之一是通過土地自由買賣以進行兼并，在田賦征收上，長期以來是大戶的稅負遠輕于小戶的稅負，甚至大戶的稅負轉加于小戶身上，這就助長了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
役政方面，特權階級不僅自己不服徭役，并可蔭庇眾多投靠之戶，這正是歷代戶口逃亡的一大漏洞，逃亡戶的增多，未逃亡戶更受賦役的重壓，其結果是相率逃散，鋌而走險。
從中唐以至明代的戶資列等問題，體現著特權階層以下各等級民戶在賦役負擔上的相爭相持，其結果只能是上戶偏輕，下戶偏重，攤丁入地以后的大小戶矛盾仍集中于畝稅的征課。
先秦時期，百姓服役極重，《詩經》中不少篇章反映人民被迫服役的怨忿，《春秋》中有許多關于役民筑城的記載，特別是各國互相攻伐，軍役更為頻繁。
《周禮·大司徒》篇中規定各級地方官有召民應役的職責，為此應經常保持戶口及馬牛車輛等的實況登記，征調時貴者、賢能者及服公事者均免役。
春秋時期，土地私有制逐漸形成，國家對土地的粟米之征為“什一”。
春秋前期，管仲曾建議齊國試行“相地而衰征”，春秋后期，魯宣公十五年實行“初稅畝”即按平均產量規定一畝的稅率，以后成為以收益為基礎的田賦稅制。
秦統一中國后，徭役極為苛重，激發了以陳勝、吳廣為首的農民起義。
漢初采行與民休息政策，田租的征課，由十五稅一減至三十稅一，但徭役仍沿秦制。
男丁每年在郡縣服役一月之外，尚有正卒和戍卒的服役，不服役的納錢代役，稱為更賦。
魏晉南北朝時期，戰爭連綿，田租、戶調甚為混亂，兵役雜役尤極苛重。
隋唐前期，采用北魏至隋代已試行的均田制，在每丁受田百畝的基礎上，實行租庸調法。
租和調為三國以來田租、戶調的演進，庸則為役的絹、布交納。
同時，實行府兵制，減除了征調兵役的威脅。
但均田制亦如西晉占田制，規定王公以下各品官的永業田比平民的永業田多至十倍數十倍，加以豪強兼并，后來農民得不到授田，均田制名存實亡，從而租庸調法也不能繼續下去。
至唐代中期德宗建中元年改行兩稅法，兩稅為地稅按畝征糧，戶稅按每戶財產征錢，各于夏秋兩季征收，較能適應納稅能力。
但以后地方政府因軍政支出浩繁，對兩稅增添課額，加上各項徭役的派征，人民負擔日重，民戶大量逃亡，加速了唐王朝的崩潰。
到了宋元時期，或許因為田地落入大戶之手，他們對田賦有緊有寬，但賦役更為復雜，特別是元朝時各種雜役苛派，看似田賦減少，但元代的賦役負擔較宋代更重。
到現在明代，賦役制度有所改進。
賦的方面，在土地丈量基礎上，建立了黃冊和魚鱗冊相配合的戶籍地籍制，兩稅夏麥秋糧，帶征絲、棉織品，由糧長負責催征稅糧，減少胥吏的作弊。
后來糧長權勢漸大，明王朝采取了限制任期或一糧區內數人輪充糧長的辦法。
役的方面，里甲、均徭、雜泛三類差役原系按戶資人丁情況分戶等以區別承役的先后重輕，而編審戶等積弊難除，戶類上下倒置，里甲、解戶、庫子等役每因失職獲罪以致破家，于是投靠大戶以避苛役之風日益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