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田地不是統一一個標準征稅，分官田、民田，還有幾個州府征收重賦，這些都是要考慮進去的。
“大約四千一百萬石。”
果然，聽到魏廣德的問話，申時行馬上就說道。
魏廣德點點頭，看來傳言的可信度很高，應該是掌握數字的官員參與其中。
不過這也不算什么，早晚也都是要公開的。
“我大明之前備受財政困窘之苦，既然有增加財稅的機會，當不應放棄。
何況據我所知，我大明田賦本就相對較輕，民田堪比前元。
如果以太祖定下稅基攤派，怕是民田只用繳兩升就夠了，這也太輕了。
過輕，似乎也不利于百姓精耕細作，怕是反倒產量。”
這個問題，魏廣德前段時間聽到消息后就思考過。
稅這個東西，重了不行，過輕了也不行，得適中方可。
“藏富于民不好嗎？何況魏閣老所說怕百姓不精耕細作，也不過是一廂情愿的猜想，當不得真。”
張四維馬上就反駁道。
他家雖然是商人世家，可也有不少田地，現在對外都自稱地主，他當然希望田賦輕點。
已經把土地交出來了，田賦輕點就能少繳稅，何樂而不為。
“子維還記得前朝舊事，前元稅輕，可結果如何？”
魏廣德笑道。
“那不一樣，前元雖然稅輕，可徭役重啊。”
張四維馬上反駁道，說出蒙元倒臺的原因。
其實中國歷朝歷代中，元朝稅率是最輕的，即便考慮其把人分了三六九等，但攤薄下來，每畝田地收糧稅三升，真的沒有再便宜的了。
唐朝都收一斗，元朝都是打三折收稅。
可以說，單從稅收角度，蒙元以寬容治天下的特點體現的淋漓盡致。
明初人葉子奇在《草木子》里記載：“元朝自世祖(忽必烈)混一之后，天下治平者六、七十年，輕刑薄賦，兵革罕用，生者有養，死者有葬，行旅萬里，宿泊如家，誠所謂盛也矣!”
明朝修訂的《元史卷五十八》也記載：文宗至順元年，戶部錢糧戶數一千三百四十萬六百九十九，視前又增二十萬有奇，漢、唐極盛之際，有不及焉。
明末史學家談遷云也記載道：“宋時畝稅一斗；元有天下，令田稅無過畝三升，吳民大樂業，元統、至元之間，吳中富盛聞天下。
……蓋吳中之民，莫樂于元，莫困于明，非治有升降，田賦輕重使然也。”
由此可見，明朝人自己都認為明稅重，羨慕前元統治下百姓安居樂業。
甚至，連創立大明王朝的朱元璋都認為元朝滅亡的原因，“概因為太過寬容而失去天下”。
在其所著《皇明寶訓》中載，“朕觀元朝之失天下，失在太寬。昔秦失于暴，漢興濟之以寬，以寬濟猛，是為得之。今元朝失之于寬，故朕濟之以猛，寬猛相濟，惟務適宜爾。”
嚴格說起來明朝稅輕，輕在商稅，是商人喜歡大明。
別覺得南宋是不是應該最為商人鐘愛，畢竟政治環境支持經商，實則不然。
宋朝中商賈，但對商賈征稅極重，而且宋朝插手商業活動，往往都是依靠政治權利壟斷上層利益，商人只能分食下層蛋糕。
宋、元都不禁海，都支持商貿，但官府壟斷了各種關乎于民生的產業，甚至是官府還直接參與了航海、絲綢、茶葉、瓷器、酒類等等商業之中。
特別是元朝，不僅僅是皇帝，還包括其他封君、地方官員，都有自己的“斡脫商”。
這些“斡脫商”不僅僅掌握了工匠、土地等第一手資源，他們還參與到放貸業和包稅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