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有影響力的學說，都是基于對現實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的。
于是。
對英國極端重商主義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由貿易學說。
對法國的國家管控和工業替代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思考出了自然秩序的重農學派。
同樣的。
對大順吊毛不管的經濟放任政策的批判，在批判中，大順的精英階層，開始了對管子、鹽鐵、周禮新義的追捧。
這群人對大順的思考，是“不是管的太多了，而是管的太少了”。
這，與支離破碎的、保護主義盛行的、各國競爭激烈、產業同質化嚴重的歐洲思考出的“不是管的太少了，而是管的太多了”的形式，是不同的。
但起源，都是基于對現實的批判。
只不過，歐洲的現實，和大順的現實，不是一個現實而已。
千百萬勤勞的勞動人民、積累了兩千多年的手工業和農業技術，使得大順在“經濟學”的問題上，陷入了一個怪圈。
因為沒有產業被他國沖擊的現實，所以，大順不存在產生重商主義的土壤。
又因為這個不存在產生重商主義的土壤，所以也就不存在以批判重商主義而誕生的自由貿易的土壤。
比如說管子里講了許多的經濟戰的套路。
問題是，從漢開始，這個帝國，和誰打經濟戰
誰有資格，和這個帝國里世界最強的小農經濟副業和手工業打經濟戰
是朝鮮紙，逼到了宣城造紙業雇工起義了
還是日本燒，逼到景德鎮工匠活不下去了
意大利絲，影響到湖絲價格了
印度棉布，威脅到松蘇布了
荷蘭的陶器，威脅到宜興紫砂了
對一些根本不存在的威脅，搞保護主義，這是腦袋有病，而不是未雨綢繆。
對根本不存在的重商主義，狂加批判，要自由貿易，這和瘋子囈語沒啥區別。
重商主義的“商”，和重農輕商的“商”，壓根不是一個商。
你不能說
英國搞壟斷權，搞東印度公司獨家專營權，發現走私販子直接擊殺，私自過好望角的私人商船上的貨公司一半王室一半，就是高大上的重商主義。
大明也搞壟斷權，永樂官方壟斷下南洋的香料貿易，走私一經發現就抓、海盜逃到南洋也要抓，不準私人去搞香料貿易，就是土了吧唧的重農輕商。
所以，當事情發展到這一步。
當大順真正走到了大西洋，把賣貨的商業霸權握在了自己手里，擁有了這個社會存在后。
大順的這些人，轉向反思“之前管的太少了、現在應該多用點管控手段”，也就理所當然了。
大順不是英國，精英階層的視角，要放在和法國爭霸上、打壓荷蘭的運輸業上、保護本國的紡織業上。
大順也不是法國，精英階層的視角，要放在加勒比糖對本土葡萄酒的沖擊上、要放在荷蘭走私品對本國產業的破壞上、要放在東方商品對本國手工業的沖擊上。
大順是大順。
所以，最終，還是要繞回到“地主和農民”的問題。
商業也好、工業也罷。
李欗也好、皇帝也罷。
保守派也好、激進派也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