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份，斯德哥爾摩的大街小巷上，洋溢著節日的氣息。
每當這個時候，這座位于波羅的海一角的城市，便會因諾貝爾獎的名單，吸引來自世界各地關注的目光。
雖然評獎是瑞典皇家科學院的院士們的事情，但絕大多數斯德哥爾摩的市民，都為這一刻而自豪著。
比較有意思的是，“他們”并非一直都是如此。
在那個民.族主.義席卷歐洲的年代，不少瑞典人曾公開抱怨甚至是批評，一個瑞典的富豪或者說學者（諾貝爾），既沒有把遺產捐獻給國家，也沒有給斯堪的納維亞人任何獲獎的優先權，留下的不是利益，僅僅是數不盡的麻煩。
甚至就連時任瑞典皇家科學院院長漢斯·福舍爾，都曾抱怨過諾貝爾應該把錢直接捐給瑞典皇家科學院，而不是讓他們干吃力不討好的評獎，并且拒絕了參與研究評審細節的會議。
所幸的是，在諾貝爾最信任的助手朗納·索爾曼的不懈努力下，最終時任瑞典國王宣布了遺囑的生效，結束了圍繞著3100萬克朗的爭論。
事實證明，站在歷史的高度上，絕大多數人都是短視的。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也很少有人能有機會看到波羅的海之外的世界。
但現在回過頭看去，就算是找遍全世界，也很難找到比那3100萬克朗更劃算的投資。
從來沒有哪一座城市，能因為一個獎項，而獲得如此殊榮。也從來沒有一位瑞典人，哪怕是瑞典的國王或者是首相，曾給他的國家或者民族留下過如此龐大且取之不盡的遺產。
當然，伴隨而來的麻煩肯定也是有的。
尤其是對于守望了這個遺囑一個多世紀的瑞典皇家科學院而言。
隨著距離十月四號越來越近，相比起越來越熱鬧的斯德哥爾摩，這座象牙塔中的氣氛卻是越來越緊張。
按理來說，諾貝爾獎的名單在三天前就應該準備好了。
但這一次，化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委員們卻沒有達成統一。
雖然歷史上也有過那么幾次，因為諾貝爾委員會的意見無法達成統一，而導致公布時間推遲到十月中旬的事情也時有發生，但沒有理由會發生在這一屆諾貝爾獎的評選上。
在瑞典皇家科學院的催促下，諾貝爾化學獎的評審委員再一次召開了會議。
化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名單，相較前兩年沒有人員變化，變化的只是斯諾格拉普·林瑟女士（Snogerup·Linse）從委員長退居二線，15年的委員克拉斯·古斯塔夫森（Claes·Gustafasson）晉升委員長。
至于其它三名院士，分別是斯德哥爾摩大學的生物化學教授彼得·布熱津斯基（Peter·Brzezinski），瑞典皇家理工大學有機化學教授奧洛夫·拉姆斯特倫（Olof·Ramstrom），以及分子生物學和計算化學領域的大牛約翰·阿奎斯特（Johan·Aqvist）教授。
在會議上，年過半百的林瑟女士，目光銳利地環視了一眼在座幾位同行，語氣強勢地說道。
“只剩下我們了，皇家科學院希望我們盡快做出決定，至少得趕在4號之前。”
事實上，早在一個月之前，他們就應該做出決定了。
委員長克拉斯教授點了點頭。
“正如林瑟院士所說的，我們必須做決定了，這將是最后一次會議，希望各位如果有什么觀點，千萬不要留在心里。”
另外三名委員相視一眼，點了點頭。
這將是他們最后一次討論這個問題。
也將是今年最后一次評審會議……
……
客觀的來講，諾貝爾化學獎評委的評獎思路確實很迷，17年的冷凍電鏡還好說，但16年的分子機器完全是一個新穎的概念，雖然成果足夠出色，但距離實用還得多久都不知道。
比如最讓人想不通的鋰電池，年年預測諾獎的時候大家都會把鋰電大牛古德納夫——也就是傳說中那位“足夠好先生”的名字捎上，但拖了這么久，瑞典皇家科學院似乎卻是把他的名字給忘掉了。
而除了電化學界面結構的理論模型之外，馬普生物化學研究院的弗朗茲-烏爾里奇·哈特爾教授，以及耶魯大學遺傳學教授亞瑟·霍里奇關于細胞內蛋白質折疊作用及其影響的研究，也是一個相當值得考慮的獎項。
在此之前，這兩位大牛已經獲得了作為諾獎風向標的拉斯克獎。這個獎項幾乎百分之五十的獲獎者，最終都獲得了諾貝爾醫學獎或者是化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