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高麗商人怎么了？
在這個大宋的南宋時期，以一人之力抵制日貨的珍寶行行首劉錢認真地說：“他們均是金間！”
靠！萬士達和吳大鵬面面相覷，老劉啊，咱們是商人，信奉這個實用主義，掙錢是第一性的，你管這個間諜干嘛，再說了，現在金早都被滅了啊……
“他們均是金間！某絕不能與他們來往……”
中年憤青，珍寶行行首劉錢又重復了一遍來表明自己的商業態度。
看來，這是真的不能幫他們的忙了。
有宋以來，高麗與宋朝保持朝貢關系。
與此同時，高麗也先后稱臣于遼、金，向其納貢。
因受遼、金制肘，高麗與宋朝的朝貢關系并不順暢。
從公元994年起，開始受制于遼的高麗，在受遼之冊封，奉其正朔的同時，仍不時向宋朝貢，這是屬于“感動大宋”的行為了。
宋真宗曾經“詔登州置館于海次”，以待高麗使者。
高麗王曾經派遣293人的龐大使團奉表來朝貢，貢金器、銀刀劍、鞍勒馬、香油、人參、細布、銅器、黃、青鼠皮等物，明年二月辭歸，賜予有差，遣使護送至登州，其后絕不通中國者四十三年。
高麗人當然喜歡來朝貢了，因為大宋的產品過硬不說，給的回賜也高，利益在里頭呢。
還有一點，就是他們私人也可以自己帶一些貨物……
對宋朝的決策者來說，高麗頻頻入貢，這個經濟行為可以為達到“結之以謀契丹”的政治目的，提供了千載良機，于是厚遇來使，與夏國使同等對待。
高麗貢使旅途所居亭傳，皆修葺一新，且“皆名高麗亭”。
神宗又下詔“立高麗交易法”。
此前，朝廷回賜使者，“須下有司估準貢物乃給”，而新立的“交易法”則認為估準貢物，“有傷事體”，因而規定“國王貢物不估直回賜，以絹萬匹永為定數”。
這其中的朝貢貿易的非經濟性特征于此可見一斑。
到了徽宗這一朝，同樣為了達到“聯麗抗遼”的政治目的，更加優待高麗來使，“升其使為國信，禮在夏國上，與遼人皆隸樞密院，改引伴、押伴官為接送館伴”，再次提高接待規格，而其他朝貢國從未享受如此殊榮。
不過，此時遼政權已處覆亡之前夜，北宋苦心經營的“聯麗抗遼”的朝貢外交終成泡影，把普通的經濟行為政治化的企圖沒有實現。
北宋滅亡后，偏安江南一隅的南宋朝廷在強敵金國的威脅下，抱殘守缺，因而不再對“結高麗以抗金”抱有幻想，于是具有大宋特色的國家實用主義抬頭了，大宋的南宋時期，他們整體走向了另一個極端：對兩者的朝貢關系，態度遂經歷由冷漠到敵視的轉變。
而造成這一轉變的根本原因還在于：南宋朝廷對向金奉貢稱臣的高麗的戒備和恐懼之心越來越重，甚至于視其貢使為金國間諜。
在紹興六年，“高麗持牒官金稚圭至明州，賜金帛遣之，懼其為金間也”。是以高麗使臣被拒之門外。
在此，朝貢的政治、軍事意義，以另一極端的形式表現出來。
哪里有那么多間諜啊，但是，這種國家層面上的不自信也影響了民間，若不是確實要高麗商人的人參、松仁等，恐怕民間的商業往來也早都停擺了！
一個國家如果有真正的自信，絕對不會在商業往來中害怕間諜。
也許這種情緒影響很深，一直到金滅了還會存在的，正巧呢，反映到珍寶行行首劉錢身上了。
“絕不與高麗商人往來，他們皆是金間！”
好吧，重要的事情要說三遍，他的態度是堅定的，語氣是生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