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仁自然也頗多可議之處！如今士林中有一種議論，夸贊她老人家乃是‘女中堯舜’，恕我冒昧，我看是有些過譽了！宣仁用溫公，若還算情可原的話，那她一味拿哲廟當小兒、只給哲廟臀背看【2】就有些過頭了，哲廟心里明鏡似的，一俟宣仁晏駕，哲廟的人君之怒當即發作出來，以至于舊黨也受到池魚之殃！此乃宣仁生前不能與哲廟結以真情之故，不然何至于鬧到新舊兩黨水火不容？哲廟親政只知任性使氣、親近小人，難道不是宣仁教養失當之故？”
陳東說到激動處，險些把酒杯捏碎，李沖壽看著血氣上頭的好友，忙附和道：“聽兄一語，大有撥云見日之感！那弟也不吐不快了……新黨是小人黨，初時一力打壓舊黨，哪知舊黨上臺后，不加痛醒，卻全然沾染了新黨的小人習氣，溫公當日若能知調和新舊，為國存元氣、存正氣，放下一己執念，摒除門戶之見，而非反其道行之，才是國之幸事！虧他還是一代史家，熟知成敗之鑒，度量卻如此之小！說來還是蘇子瞻見得遠，雖經烏臺冤獄，尚能與荊公在江寧把手言歡，也知新法并非一無是處，不該一概廢除！”
陳東點了下頭，憤然道：“溫公也是不辨忠奸，只要一味附己，便不顧其人品性了！老家伙在熙豐時明明是新黨急先鋒，待到后來舊黨得勢后，立馬不遺余力地廢除新法，溫公不察，竟大力褒揚他，說他什么‘使人人執法如足下，天下還有何事難為’！真是天大的笑話！”
“是啊！溫公真乏識人之明！”
兩個青衣書生又聊起了蔡京與科舉改革的事情，這是事關他們前途的問題，只聽李沖壽說道：“自太宗以來，科舉取士名額大增，唐則天女皇掌權時，十九科才取了四百五十四人，我太宗時八科就取了一千四百23書網治之興，實由太宗肇始！可是自仁廟當國之后，雖則取士盈庭，卻士風浮薄，面對內憂外患，朝廷乏經國之才，因而才有慶歷興學之舉，以望育出經世致用之才，補科舉取士之不足！可后來曇花一現，乃至其后又有熙寧興學之舉，有了咱們這三舍法的設立及太學之壯大！老家伙當政以后，又再次興學，雖則初衷甚好，可一意以荊公新學為正統，實則便利其鉗制言論，此弊不革，我輩恐難有出頭之日，更何談報效朝廷、兼濟蒼生！”
“那荊公曾言什么‘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實則有悖于孔孟之道，至多謂之一家之言！我陳東四歲隨父親讀書，十七歲得中秀才，后以優材生入潤州州學讀書，至去年二十七歲，方得以貢生資格就讀于咱們這辟雍！子修，你也是知我的，我雖不岌岌于功名利祿，可三代隸農，家世清寒，若不能得官，別說光耀門楣，就是祖父母的棺槨都安葬不了，這豈非大不孝？我發妻早喪，身后無子，我如今也無力續弦，若未得當道青眼，真無顏面對鎮江的家鄉父老！”說到這里，陳東不覺間留下了眼淚，“可是，君子有所為有所不為，如果我輩也都成了那一味鉆營之輩，那天下事還有何等人能為？還有何等人敢為？”
李沖壽聞言唏噓不已，沉默良久，痛飲一杯后方道：“好，你我同志共勉，亦互相鞭策！只望官家能及時醒悟，若不然，哪天朝局一大變，興許也是轉機！少陽，你也是知我的，其實小人在朝我倒并不憂慮，我所日夜憂慮者，還是朝廷輕易啟釁于外，他日恐有不測之禍！”
“子修所慮極是！”陳東又痛飲了一杯，“如今官家大有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之嫌，今日河西家雖則已衰微，可他年若啟釁于北面，或者北面突生變局，啟釁于我，也將是不測之禍！北國多年來朝綱紊亂，內訌不斷，如今聽聞新帝也是一昏庸之主，兩大后族為著立儲之事紛爭不斷，此間怎知不生巨變？你也曉得，如今我重兵在西北，中原空虛，一旦有事，西軍很難輕易東下勤王！若是那時河西家再插上一腳，豈不更兇險？”
兩個人說到這里，不禁相視一笑，李沖壽慨言道：“呵呵，若是朝中重臣能像你我一般衷心體國，就是難能可貴了！可如今偏偏公卿愚且魯，哪顧天下萬民苦！你我身無半金，卻心憂天下，也是咱們讀書人的本分了！”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如今才是考驗你我的時機！若說圣賢書究竟何用，證在今日！呵呵，不過你家在青州，有良田千畝，還有鋪子，總是要好過我家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