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都大學，法學院教學樓。
三樓的一間會議室內，氣氛莊重而肅穆。
長條形的會議桌后，并排坐著三位考官。
兩男一女，年紀約莫都有四十來歲。
其中一個身材微胖、戴著黑框眼鏡的男子，正是昨天筆試出現的那名監考老師。
他面前擺放的身份標識牌，寫著名稱“法學院教授羅洋”。
“方同學。”
左側一位中年男性考官翻閱著手中的材料，抬頭看向對面的年輕人，語氣嚴肅地說道：
“我想問一個比較宏觀的問題，近年來，社會上出現了一些案例，當事人因循法律途徑維權無果，最終采取私刑，用以暴制暴的方式來尋求正義。”
“對于這種現象，如果當法律無法有效保護受害人時，你認為，我們應該支持這種私力救濟嗎？”
坐在他們對面的年輕考生，正是方誠。
他今天穿了一身得體的正裝，純白的襯衫熨燙得沒有一絲褶皺，黑色的西褲襯得雙腿愈發修長。
鼻梁上架著一副金絲眼鏡，讓他的氣質更加溫文爾雅。
聽到這個問題，方誠臉上露出一絲微笑，不疾不徐地開口，聲音清晰而沉穩：
“各位老師，這是一個涉及法律倫理與價值判斷的深刻命題。”
“從法律人的立場出發，答案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除了正當防衛外，任何形式的私力救濟都應當被嚴格規制，因為這會破壞法治的根基。”
“但我們不能忽視的是，這個問題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現實中的一種困境。”
他一邊從容講述，一邊與提問的考官保持著眼神交流，語氣誠懇：
“法律對弱者的保護確實存在不足，司法資源的不均衡、訴訟成本的高昂、執行環節的乏力，這些都可能導致個體的正義訴求，無法得到及時滿足。”
“這種制度性的失靈，正是催生‘以暴制暴’思想的土壤。”
“然而……”
方誠話鋒一轉，邏輯清晰地深入分析：
“承認現實困境，不等于要認同這種極端的解決方式。”
“‘以暴制暴’看似快意恩仇，實則是在用一種更大的惡，去對抗另一種惡。”
“它會引發不可預測的連鎖反應，撕裂社會契約，最終將整個社會拖入人人自危的叢林狀態，這對于弱者而言，將是更大的災難。”
三位考官不約而同地點了點頭。
這時，右側那位一直沉默的女考官忽然追問道：
“但是方同學，你有沒有想過，對于那些已經被逼入絕境，走投無路的人來說，這些大道理是蒼白的。”
“當他們面臨‘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若不奮起反擊，可能就將死無葬身之地。”
“在那種極端情況下，你又該如何勸說他們放棄暴力？”
方誠微微頷首，似乎早已料到會有此一問。
“老師，我認為，我們不應該將糾錯的責任，粗暴地轉嫁給身處困境的個體。”
“社會悲劇的根源是社會制度的失靈，與其去討論‘能否暴力反抗’這種近乎無解的道德困境，我們更應該思考，如何從制度層面去根除催生這種困境的土壤。”
他推了推眼鏡，鏡片后的眸光沉靜而銳利：
“作為法律人士，我們可以推動更具針對性的立法，堵上現有的法律漏洞，也可以嘗試降低弱勢群體的維權成本，比如擴大法律援助的覆蓋面。”
“除此之外，還可以建立更多元的社會監督與救濟機構，確保司法的公正能夠被看見、被實現。”
“而且，法律的權威，源于其強制力，而這種強制力本質上就是一種國家層面的，被授權的‘暴力’。”
“我們需要的，不是去解構這種權威，而是要不斷地對其進行批判性的完善。”
“但是，‘批判的武器’，永遠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
“我們身為法律人士，更應該關注的，是如何讓法律這柄國之重器，變得更加鋒利、更加精準、更加高效，更能震懾所有膽敢危害社會的犯罪分子。”
“讓它能夠真正地握在每一個需要保護的人手中，而不是讓人們被迫拿起私人的武器，進行反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