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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書已經說過了，在修建延福宮時，趙俁特意讓人修了幾條密道，其中兩條是從原來的皇宮修到延福宮的——這其中一條是從崇恩宮通到劉明節宮里的，而另一條就是從孟修儀和孟順容宮中通到孟相居住的慶壽宮的。
結合劉清菁的那條密道是趙俁和劉清菁偷情用的，就不難猜出，孟相的這條密道肯定也是趙俁和孟相偷情用的。
聽到這里，肯定有心急之人想問，趙俁和孟相也搞在一起了？什么時候的事？
這其實也是在十四年前，具體就是，劉清菁珠胎暗結沒過多久。
事情是這樣的。
當時，雖然趙俁已經當上皇帝了，但實際上掌權的卻是向太后，從某種程度來說，趙俁就是向太后手上的傀儡。
當然，這么描述向太后和趙俁的關系，其實是不恰當的，至少是不準確的。
那時，守舊派的舊黨與變法派的新黨之間的斗爭日趨激化，也有官員認為元祐、紹圣均有失誤，應該消除偏見，調和矛盾，于是，也感覺之前高滔滔和趙煦做的都不對的向太后，便主張本中和而立政，也就是走中間路線。
所以，掌權以后，向太后頻繁召見兩黨大臣，苦口婆心地勸說他們放下成見，以國事為重。
然而，新舊兩黨早已積怨太深，多年的黨爭讓雙方都視對方為死敵，又怎會輕易聽從向太后的勸說？
舊黨大臣表面上對向太后恭敬有加，暗地里卻依舊對新黨政策進行抵制，甚至在一些政策實施過程中故意設置障礙，使得新政難以順利推行。
而新黨大臣，本就對向太后有很大的成見，又見向太后主張讓新黨向舊黨讓步，則認為這是在逼新黨對舊黨妥協，是對變法成果的破壞，心中憤憤不平，進而對舊黨的攻擊也愈發猛烈。
朝堂之上，新舊兩黨依舊爭吵不休，甚至比之前更加激烈。
向太后為此操碎了心，一直在忙活怎么調和新舊兩黨之間的矛盾。
而趙俁那段時間則一直在忙著搞錢、忙著搞外交。
——向太后和趙俁實際上屬于各管一攤。
時間長了，被新舊兩黨的黨爭折騰得筋疲力盡的向太后，才確認趙俁說的是對的，和稀泥，靠著玩平衡，根本解決不了問題，要想解決大宋黨爭的問題，只有打破派系壁壘，以國事為核心重構朝堂共識。
其實——
趙俁登基不久，就在張純的幫助下，給出了解決大宋新舊兩黨黨爭的解決方案。
而且，趙俁還給向太后分析了，黨爭的根源，在于新舊兩黨將派系立場凌駕于國事之上，凡對方支持的必反對，凡對方反對的必支持，甚至為了攻擊對手而刻意歪曲政策本意。比如新法推行時，舊黨無視其富國強兵的部分成效，一味指責擾民；舊黨復職后，新黨又全盤否定元祐更化中的合理調整，陷入“非此即彼”的死循環。
針對如此局面，趙俁提出，若要破局，需從三方面著手：
一、以實績定優劣，而非派系劃線。朝廷應設立獨立的考課機構，對各項政策的實施效果進行量化評估——如青苗法在某地是否真的緩解了農民困局，免役法是否切實減輕了底層負擔，不再由兩黨自說自話，而是以百姓生計、國庫盈虧為硬指標。政績突出者，無論新舊黨籍，皆可擢升；政策失誤者，即便出自本派，亦需追責。
二、剝離黨爭與權力捆綁。當時的臺諫官常淪為黨爭工具，動輒以“新舊”論罪彈劾同僚。應規定臺諫言事必須針對具體政務失誤，嚴禁以“黨同伐異”為由攻擊官員，違者罷黜。同時，宰執選拔不再局限于兩黨領袖，而是從地方政績卓著、無強烈派系傾向的官員中遴選，且宰執任期內若提拔本黨成員超過一定比例，需接受御史臺質詢，避免朝堂淪為一黨私器。
三、以經義釋分歧，而非以分歧解經義。新舊兩黨常借儒家經典注解之爭強化對立，如王安石以《三經新義》為變法依據，舊黨則尊傳統注疏駁斥新法。朝廷可召集兩黨及中立學者共同編撰《儒經會通》，梳理經義中關于“變革”與“守成”的共通之處，明確“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核心是為民生而非派系勝負，讓經義成為彌合分歧的紐帶，而非黨爭的武器。
說到底，黨爭的本質是“派系利益”與“國家利益”的錯位。唯有讓朝堂上下明白，無論“新”與“舊”，終究是大宋之臣，政策取舍的標尺從來不是哪一派的主張，而是取決于是否利于大宋安穩、百姓安康，黨爭的土壤才會逐漸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