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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逼西夏先動手，真不是趙俁講究先禮后兵。
而是，三十年前宋神宗已經發動過五路大軍全面伐夏，試圖一舉滅夏，進行國運之爭，證明了，如此滅夏，不可行。
宋夏之間道路艱險，有橫山山脈以及“瀚海”戈壁灘和毛烏素沙漠，當時宋軍的后勤主要依靠人力搬運，效率低下。一個役夫挑運的糧食僅能支撐一個士兵向西夏境內推進九天，二十到二十五萬民夫最多能支撐三十五萬宋軍前進三百里左右，到達極限距離后，宋軍就沒有繼續前進的能力，且糧道還屢遭西夏襲擾，導致軍糧不足。
同時，西夏又采取堅壁清野的政策，使深入敵境的宋軍難以獲取補給。宋軍在攻城時，缺乏攻城器械，屯兵堅城之下，圍攻靈州十八日不克，反而被西夏軍放黃河水灌淹營地，遭受重大損失。
加上，趙宋王朝這邊指揮協調不暢、戰略戰術失誤、用人不當、時機選擇不佳等原因，一仗下來，王安石變法的成果，幾乎就被打沒了。
——當時，陜西一年的開支暴增到了三千三百多萬緡。
結果，因為沒能打贏那場關鍵戰爭，宋神宗后來郁郁而終，高滔滔和司馬光率領保守的舊黨徹底否認了王安石變法，想要把宋神宗、王安石君臣打下來的疆土全都還回去，一戰差點斷送了趙宋王朝的國運。
有些人常有個錯覺，認為趙宋王朝的軍隊比西夏多。
實際上，趙宋王朝的軍隊雖然也不能說少，但單就陜西戰場來說，宋軍的人數，始終都不如夏軍多。
西北六路的禁軍、廂軍、鄉軍以及其家屬加一起，最多時，大概也能有三四十萬。
但因要防守漫長的邊境線，兵力分散在廣闊的戰場上和離散的堡寨中，其兵力就有些捉襟見肘了。
而西夏方面，雖然人口疆域遠不及趙宋王朝，但其國家動員力卻是趙宋王朝遠遠無法相比的。
眾所周知，西夏是由黨項人建立的國家。
而黨項人直至其建國初期都還殘留著大量的晚期原始社會的特制。
所以，在建立國家后，西夏的基層一直存在著兩種組織結構，也就是以漢人為主體的鄉里制和以番人為主體的部落制。
西夏后來在發展的過程中，將鄉里制升級成了一種類似于趙宋王朝的保甲法的制度，也即以十戶百姓為一甲，五甲為一小監，兩小監為一遷溜。
這保甲法正是宋神宗和王安石為了彌補趙宋王朝的募兵制的動員能力低下，而對全民皆兵制度的一種嘗試，后來便被西夏學了去。
在戰時，保甲法這種征兵制不做人的程度，常常能表現出古代王朝最黑暗的一面。
同時，西夏的部落制也保留了下來。
這種部落中殘存著大量原始社會的生活形態。
而部落兵從來都是最容易動員的。
在其下的部落奴隸更是沒啥人權。
結果，原始社會的認知，配上中古時代的制度，自然就形成了西夏這恐怖的全民皆兵的動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