嘴上說不要，身體卻很老實嘛！
九條唯不置可否，只是一味的沉默。警備部部長的壓力越來越大，一時間汗如雨下，不知道九條長官到底是個什么態度。
良久，九條唯總算開口，打破了沉默：
“太草率了。”
警備部部長當即點頭，汗都顧不上擦，主動認錯：“是，是，確實草率，怎么能聽信黑道的一面之詞？是我沒管理好下屬，回去一定責罰！”
“我是說這證據太草率了，”九條唯手指敲了敲桌：“能查到轉接號的合約信息嗎？能查到撥號者的身份嗎？你怎么證明這通電話是「恐怖分子」打的呢？”
她這話里所指的「恐怖分子」，就是代指上杉紫苑，目的就是為了把上杉紫苑的罪行給坐實了。
不過警備部部長聽不懂，九條唯也不指望他能聽懂，她只需要手下去辦事。
“這……還不清楚。”警備部部長實話實說，他感覺有點希望，主動認錯：“是我疏忽了，應該事先調查清楚。”
“不必了，我親自來查。”九條唯說道。
她終于從辦公椅上站起身，再次發號施令，讓事務官把特別對策課叫進來開會。
1991年的日本移動通信處于起步階段，尚未普及數字技術和sim卡。當時的手機采用模擬通信系統，如nttdoo的「mova」系列翻蓋機，用戶需與運營商簽訂長期合同，手機與號碼直接綁定，這就給警方的調查工作增加了極大的任務量。
現在的手機服務僅限少數群體，普及率非常低。運營商更關注設備銷售和長期合約收益，而非用戶身份的絕對可追溯性，這種模式導致早期手機犯罪難以追蹤。
別看伏見鹿、源玉子和九條唯等人人手一個手機，但實際上這幾個家伙不是有錢人就是有錢人的女兒……像渡邊俊這種屁民，最能代表無產階級，他到現在用的還是傳呼機，發消息還心疼服務費。
但難查不代表查不到。
運營商通常會要求用戶提供身份證明文件以簽訂合同，常見的證明材料包括駕照、住民票、健康保險證等等……日本沒有身份證，甚至沒建立全國性的登記系統，以至于流竄犯非常普遍。
他們需要去運營商公司總部，從海量的合約文件中，搜尋當初的服務合約。
警備部部長沒提線索是怎么來的，也沒說自己花費了怎樣的代價，才拿到那一串手機號碼。公安課成員想要核實物證，他幾番推諉，一會說送到了鑒識課，一會又說暫時調不出來。
九條唯知道是怎么回事，她屏退眾人，單獨詢問問警備部部長，是不是跟稻川會的條件沒談攏。
現在正是擔責的時候，警備部部長如實招了，把稻川會的條件一一轉述：佐竹玄想要解除指定暴力團限制法案、停止對事務所的金融搜查、解凍稻川會名下的銀行資產、由金融廳背書或合作進行一項地產業務……
這些條件全都在警備部部長管轄范圍之外，他一個都沒辦法滿足。
九條唯也沒辦法全部滿足，但她知道這事該怎么解決，讓警備部部長先回避，她關上談話室大門，用自己的私人手機給伏見鹿打電話。
沒錯，她打算繞過中介，直接找供應商攤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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