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怒
大唐乾寧五年8988月，昭宗皇帝從華州出發，還駕京師長安，改元光化，大赦天下。
這一年，昭宗已經在皇帝的工作崗位上勤勤懇懇地耕耘了十年之久。經過十年的努力，那兩座大山宦官、藩鎮，依然巍峨聳立，而他的抗爭力量卻急劇衰減。大唐帝國，江河日下。
他的兩大法寶文官集團、親王典兵的能量，也在這十年的抗爭中損耗殆盡。“十六宅慘案”之后，親王們遭肉體消滅，徹底斬斷了“親王典兵”的念想文官勢力也在內外聯合作用力之下變了味道。
文官勢力在內部存在著兩大先天缺陷，一是昭宗在選人方面饑不擇食，導致文官集團先天畸形，才華方面良莠不齊，人品方面更是魚龍混雜二是文官集團在利益面前同樣毫無抵抗力，為了爭名奪利而不斷上演派系斗爭。
外部因素同樣制約著文官集團的健康發展，主要體現在地方藩鎮對中央事務的粗暴干涉。例如朱溫，與宰相崔胤暗中勾結，強迫昭宗任用崔胤做宰相再比如韓建，在華州肆無忌憚地進行政治大清洗更不用說李茂貞，直接逼死異己的帝國宰相。
兩大內因和外因把文官集團變成了一把涂著毒藥的雙刃劍，昭宗想用而不敢用，不會用還必須得用。
宦官依然囂張跋扈，藩鎮依舊紛爭不斷，親王被屠殺，文官靠不住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酒是爹，菜是娘，喝死就比槍斃強。昭宗皇帝終于染上了酗酒的惡習，借酒消愁。
在昭宗“自甘墮落”的時候，危險也悄然臨近。
危險來自于宦官的恐懼。
昭宗自登基以來，先后鏟除了田令孜、楊復恭兩大權閹，僅從與宦官奪權方面來看，昭宗確實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極大震懾了宦官勢力，并從中挖掘了幾個忠于皇帝的清流，例如西門大官人西門君遂等宦官。
好景不長，鳳翔李茂貞稱兵犯闕，西門大官人等濁流中的清流與真清流宰相杜讓能，一同做了替罪羊，含冤受死。
隨后，“宦官一哥”就成了駱全瓘、劉景宣。他們親眼目睹了關西集團的強大和皇室的威嚴掃地，于是積極與關西集團狼狽為奸，內外勾結，傾軋昭宗。剛剛有所好轉的宦官界，變本加厲地恢復了本來面貌。
在這股妖風的合力作用下，很快就催化出了“三鎮犯闕”。隨后在河東勢力的干涉下，關西集團為求自保而不得不祭出宦官勢力，駱全瓘、劉景宣等宦官做了替罪羊。
于是，宦官宋道弼、景務修等就成了宦官集團新一代的領頭羊。
在這短暫的幾年中，掌握實權左、右神策軍樞密使的宦官們如走馬燈一樣換來換去，但朝廷的軟弱無能已經表現得淋漓盡致，宦官們對皇權的敬畏早已蕩然無存。宋道弼、景務修等宦官的囂張跋扈絲毫不加收斂。
宰相崔胤就以這兩位宦官當突破口，積極鼓動昭宗對宦官勢力痛下殺手。他之所以有這樣的主張，并不是替江山社稷謀出路，而是自己爭名逐利的手段。
首先，是出于自身安危的考慮。
眾所周知昭宗的兩大心病是宦官和藩鎮，昭宗考慮的是先邁左腳還是先邁右腳。崔胤的背后勢力是藩鎮力量，所以必須讓昭宗先邁出宦官的那只腳。
其次，可以獨享打擊宦官的紅利。
打擊宦官的最大收獲是禁軍兵權。現在，親王們被韓建屠殺殆盡，只剩下文官集團來接管禁軍兵權。所以，極力主張打壓宦官的崔胤，當然就是“值得信任”的可以托付兵權的同志嘍。
打壓宦官，一舉兩得。所以崔胤極力主張昭宗對宦官勢力舉起屠刀。
歷代先帝都有過與宦官勢力斗爭的動作，卻無一例外地都以失敗而告終，期間亦有付出慘痛代價的，例如文宗朝著名的“甘露之變”。對于崔胤誅殺宦官的主張，昭宗一直舉棋不定，于是征詢其他宰相的意見。
宰相王摶極力反對，他的理由十分中肯。宦官囂張跋扈，天下盡知，但積重難返，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平息的，更不是殺幾個宦官能解決的，從田令孜到楊復恭，難道還不足以說明問題嗎再說了，如今皇上要殺宦官的消息已經走漏了風聲，朝中傳得沸沸揚揚，宦官們握有兵權而又人人自危，這是個極其危險的苗頭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安撫維穩，徐圖后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