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是第一年開拓種植，而且田地里還有不少未徹底清除的樹根，并伴有大量雜草叢生，但今年播下的土豆、玉米等作物仍舊有不錯的收成。
土豆畝產在八百公斤到一千公斤，而玉米畝產則在兩百公斤到三百公斤，整個沃川地區開辟出的約五千畝耕地，糧食總產量估計將達到兩千二百噸到兩千五百噸。
若是再加上臨海及周邊地區的數千畝田地產出，整個北瀛島拓殖隊的糧食儲備量將達到四千噸左右，理論上可以養活轄境內七千余移民，初步實現糧食自給的目標。
更不要說，沿海還有豐厚的漁獲資源，可為移民提供大量的肉食，這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減少糧食的消耗量。
衛仲龍在連續視察了數座堡寨、十余處移民拓殖點的農業收成后，對所轄的地方屯殖工作感到非常滿意。
不論是來自廣東的移民，還是來自遼東的移民，似乎都非常珍惜這來之不易的穩定生活。
雖然這里比較偏僻，拓殖隊也僅僅讓他們維持了一個簡單的溫飽，但依舊讓所有曾經掙扎在生死邊緣的難民們感激涕零。
要知道，從萬歷后期至崇禎年間，大明幾乎年年都有一種或幾種自然災害。
天啟元年（1621年）起，陜甘、河南、河北等北方地區連續數年旱災，導致糧食大范圍減產，以至于引發了持續不斷的山陜流民暴亂。
除了旱災外，水災、雪災、蝗災、瘟疫也接連在大明各地發生。
每一次的災害都造成大量的饑民，特別是旱災，往往與其他的自然災害并發。
比如，天啟七年，春四月，“兩畿、山西大旱”，秋八月，“山東、河南惶，民大饑”。
更讓災區百姓絕望的是，大明地方吏治的腐敗，地方官員以賑災為名中飽私囊，加上朝廷要應對遼東建奴的侵襲和山陜的流民暴亂，無法騰出足夠的精力去應對流民，由此導致地方民心不穩、社會秩序動蕩不安。
在以小農經濟為主的大明，根本無力抵御持續而又大范圍的自然災害，農業生產在面臨天災時，就會不可避免地大規模減產甚至絕收。
在發生較大自然災害時，往往又造成大量人口的離散或者死亡，從而缺少勞動力，這又進一步加劇當地的農業凋敝狀況。
“加以天災流行，饑饉臻，政繁賦重，外訌內叛。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并發，厥癥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
整個大明可以說是內憂外患，使得天下百姓流離失所者甚眾，隱有王朝末世之像。
更糟糕的是，大明自薩爾滸之戰后，遼東糜爛之局也一發不可收拾。
除了天啟七年（1627年）明軍取得寧錦大捷外，此后累戰皆敗，不斷喪師失地，猶如一個巨大的黑洞，將大明的積存的余暉不斷吞噬。
崇禎帝繼位以來，曾誅奸宦、罷廠衛、用名臣，意圖振奮國勢，然而邊患未靖，內亂不止，使得軍中靡費空前加重，國庫亦入不敷出，以至于“當此三空四盡之日，竭天下之力以養饑軍而軍逾嬌，聚天下之軍以冀一戰而戰無日”。
大明頻發的自然災害，必然會對農人的日常生產生活造成極大災難，朝廷不僅很難進行正常的稅收，還要進行賑災，這就使原本就十分空虛的國庫面臨巨大的壓力。
朝廷無法拿出足夠的銀糧救災，加上遼東局勢的緊張，流民暴亂不停，造成內憂外患，而這又需要大量的銀兩，就只有加重賦稅，對百姓來說是更為沉重的負擔，形成一種積弊難除的惡性循環。
在這種情勢下，北至遼東，南至兩廣，甚至就連富庶的江南地區，因各種災害而產生的饑民就達數以百萬計。
在農人田地無有所出，朝廷賑濟無有所為的環境下，一旦淪為孤助無依的饑民，則很大概率會滑向死亡的邊緣，成為遍野餓殍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