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竟晚唐制度敗壞，官吏更是貪墨成性，許多義倉社倉的糧食都被官吏轉手倒賣，以至災年無糧，所以大唐百姓對于社倉制度很不看好。
借助這個機會，漢王府也能開倉放糧，讓百姓看看他們交上去的“防災糧”在遇到災年時，是真的能派上用場。
只有這樣，才能讓百姓更加信服，更加支持漢軍。
對于他的這番言論，高進達等人自然是十分支持的。
眼見事情定下，高進達也補充說道：“今年夏收，諸道共收三十七萬六千余貫錢，絹帛三十七萬六千余匹，糧三百二十六萬千余石。”
“這批錢糧，盡可用于受災二十二縣中修葺官道、修葺水渠堰堤等問題，使百姓能熬到秋收。”
“此外，眼下還可補發糧種，讓百姓搶種糧食，哪怕屆時收成不好，也比沒有要好。”
高進達話音落下，堂內眾人紛紛頷首，手掌放在桌案上輕拍起來。
眼見眾人拍案通過，高進達便坐回了自己的位置，而高進達坐下后，被調到長安擔任戶部侍郎，主要負責土地、人口登籍造冊之事的陳瑛也站了起來。
“殿下，關內道及京畿道的土地人口已經丈清完成，文冊已經送到中堂。”
“兩道抄舊的會昌圖籍中，關內道有二十二萬四千六百三十戶，一百一十二萬三千四百五十七口，田五百七十八萬五千余畝，黨項諸部不計入內。”
“京畿四十七萬七千四百五十二戶，二百三十八萬七千二百六十口，田一千二百七十七萬六千余畝。”
陳瑛先稟告了圖籍上所登記的會昌年間人口和耕地數量，接著繼續說道：
“經諸道官吏丈量清查，關內道有一十九萬二千九百五十七戶，九十六萬四千七百八十五口，田三百九十四萬三千余三十二畝，因水渠堰堤廢棄而拋荒超百萬畝。”
“京畿四十萬五千三百七十戶，二百零二萬六千八百五十口，田八百五十二萬五百六十二畝，因水渠堰堤廢棄而拋荒超四百百萬畝。”
丈量清查后的結果出來了，相比較唐武宗、李德裕執政時的情況，二十多年后的如今，關內道和京畿道少了五十多萬百姓，更少了六百多萬畝耕地。
與三川情況不同，三川人口相比較會昌年間增加、減少的原因，基本都是因為隴右吸納三川人口，故而增加減少。
過去十幾年里，隴右并未能從關中和關內獲得太多人口，林林總總算起來也不過十幾萬口，剩下的三十幾萬口，大概率是逃難逃荒，亦或者餓死了。
實際上按照數據來說，消失的應該不止三十幾萬口，畢竟百姓也會生孩子，而關內和京畿因為兵災而死去的人口并不算多，所以大部分百姓死亡，基本都是因為饑荒。
至于拋荒的問題，也不能都怪在李忱、李漼兩人頭上，至少就此前水部的匯報中來看，關內和關中的水渠堰堤開始荒廢，已經有近百年的時間了。
可以說，這是安史之亂后，諸多皇帝遺留的問題。
“昔年開元，關內和京畿有四百六十余萬口，而今竟然不足三百萬口，唉……”
高進達畢竟兼管戶部，因此唐廷沒能帶走的那些文冊，他自然也翻看過。
開元年間光紙面記載的關中、關內人口便有四百六十余萬，若是算上隱戶則更多，五六百萬也并非不可能。
漢軍用隴右出身的官吏配合軍隊去丈量田畝，加上廢除丁稅，百姓不抵抗登籍造冊，而富戶又不敢隱瞞人口。
在種種條件加持下，丈量清查的土地田畝和人口，應該是很精準的。
由此可見，安史之亂給大唐帶來了多么大的損失，直到百年后，關中和關內的人口都沒能恢復到安史之亂前。
“眼下我軍治下諸道有多少人口和田畝？”
劉繼隆倒是沒有高進達那么傷感，他直接詢問起陳瑛實際情況，陳瑛則是不假思索回答道：“約一百六十七萬戶，八百三十四萬口，六千二百萬畝。”
“其中有近二百萬畝都是果田和桑田，各地田畝產量不一。”
如今漢軍占據大唐近三成疆域，人口僅八百三十四萬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