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劉羨僅是笑笑，淡淡說道：“我不只是漢室之后，也是承祚公的弟子。世人都知道，無論是承祚公編撰《三國志》，抑或是世上修史的任何一人，都是受了太史公的影響。因為他開創了修史的體例，是真正的史圣。”
“雖然太史公著文張揚，肆意褒貶，好為人師，甚至愛寫一些之言。但從不隱藏自己的喜好，也不失為心胸坦蕩之舉嘛！如果遇到這樣的人，無論是作為朋友，作為老師，都是一件快事。”
“而且寫史著史，也并非是歌功頌德，重要的是從中吸取教訓，明辨得失，如果總是只寫一個人的成功，卻不寫他的失敗，那我們這些后人又能真正學到什么呢？”
“從這些方面來說，太史公或許有不足之處，卻足以為后世之師。”
此語一出，聽眾多撫掌稱善，但在場的也多是飽學之士，不愿意令他人獨美。鄧攸負手說道：
“時人常說，讀史可以明得失，可以在下之見，似乎也不盡然。”
“司馬遷修《史記》，上承三代，文至漢武，其中術數經學，可謂是無所不包，無所不通。官場諸事，也可謂是爛熟于心了。”
“可他明知伴君如伴虎的道理，卻為何還要出身為李陵勸言，禍及子孫呢？”
“同理，班固修《漢書》，既知司馬遷之下場，為何不存身自保，卻仍與竇憲這類深受猜忌的權臣為伍，最終慘遭株連呢？”
“我們說讀史可以明得失，卻為何會不斷犯下相同的錯誤呢？”
這個問題說出來，在場的眾人都感到非常沉重，因為這涉及到人與追求的聯系。
人總是相信，人可以通過學習，獲得不斷的成長，最后實現自己的追求。可現實卻是，很多人讀了書，并沒有得到成長，而是不斷地在同一個坑內反復跌倒，直至死亡。
卜珝感慨道：“人本身就是愚鈍的，圣人在《道德經》中開篇就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如果只靠讀書來學習道理，那習得的道理肯定是有極限的。因為語言是有極限的。”
“就好比人有五官，可五官的感受，我們只能夠形容，卻不可能真正的描述出來。更具體地說，就像所謂的酸甜苦辣，如果人的舌頭是麻木的，讀一萬遍書也不會知道何為酸甜苦辣。”
“想要明白書上的道理，往往不是我們先讀了書后就明白，而是我們經過了相同的事后，才有同樣的感觸。”
“所以先賢有言，游學游學，游與學不可偏廢。”
“近來我細讀佛經，發現釋家講究開悟，可見圣人之學觸類旁通，言有盡而意無盡，人若是只讀書，恐怕是不能盡得智慧的。”
“最后還是要忘言得道，回歸本真，這才是正道。”
這是最近比較流行的清談之論，說人通過語言和文字認識世界是不夠的。繼而不講現實中一些比較實在的事物，反過來去追求人在精神上的無限自由。
這樣既可以彰顯自己不慕名利，同時也能體現精神境界高潔。因此，在卜珝說出來后，引得一片贊賞之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