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典故不僅佐證了其開篇論點，更生動展現了“忠厚”在實踐中的崇高形態。
“后世刑賞之弊，多失本心，秦法凝脂，棄灰者刑，至陳涉一呼而天下傾。蓋嚴刑止奸，奸愈滋；厚賞勸功，功益偽。漢張釋之治犯蹕，文帝欲誅，釋之持‘法者天下共’之義，卒罰金而止。向無釋之，則君怒失度，法意蕩然。”
第三段章衡則是筆鋒一轉，他痛陳后世刑賞之弊——失其本心。
以秦法嚴苛終致天下傾覆為反面教材，深刻揭示“嚴刑止奸，奸愈滋；厚賞勸功，功益偽”的悖論，再輔以漢文帝時張釋之據理力爭維護法度的正面案例，形成鮮明對比，有力論證了失卻“忠厚之本”的刑賞，不僅無效，更是禍亂之源。
“故忠厚之極，在明‘刑賞乃末，仁心為本’。《禮》云‘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漢初緹縈雪冤，天下頌仁，若效秦法刻深，雖獄吏稱職，然斷肢體、絕人倫，是戕生民元氣也。故皋陶明刑以弼教，管仲設令而維邦。刑賞之用，譬猶炎火，托仁德為膏薪，則輝光燭物；舍忠厚而逞威，縱赫熖灼空，終歸煨燼。”
“天道春生秋肅，無非至仁；王政刑誅賞慶，皆涵大德。昔宋景公不忍移災于卿佐，為政者誠應推此心于四海，使民如沐春陽，則畫地為牢之風可復，刑措之治不遠矣。”
在充分的史實鋪墊后，章衡水到渠成地亮出其核心觀點。
也就是“忠厚之極，在明‘刑賞乃末，仁心為本’”。
此論直指根本，將刑賞定位為“末”，而將仁心確立為治國之“本”，清晰界定了二者的主從關系。
他還引用《禮記》“聽訟原情”之義，結合漢初緹縈救父感動天下、促使廢除肉刑的史實，進一步闡明，若效法秦之刻深，即便獄吏稱職，其“斷肢體、絕人倫”的酷刑本身就是在“戕生民元氣”，從根本上違背了生養教化的天道仁心。
其點睛之筆，則在于“刑賞之用，譬猶炎火，托仁德為膏薪，則輝光燭物；舍忠厚而逞威，縱赫熖灼空，終歸煨燼”這句精妙的比喻。
這既是對歷史教訓的總結，也是對當政者的警世箴言，將刑賞與仁德的關系剖析得淋漓盡致。
文章最后，章衡將視野提升至天道自然的高度，指出刑賞亦應如四季運行般，蘊含“至仁”的本質。他再引宋景公不忍移禍于臣子的典故，呼吁為政者推此仁心于四海，使萬民如沐春風，最終展望那“畫地為牢之風可復，刑措之治不遠”的至高理想境界。
縱觀章衡此文，其立意純正宏大，緊扣“忠厚”之本在于仁心與教化，論證綿密厚重，圣王典范與歷史教訓信手拈來，正反相襯，層層遞進。
可以說，其文展現出的深厚學養、嚴謹思辨與穩健氣度，完美體現了傳統儒家經典義理與史論結合的巔峰造詣，是標準的、典范式的應試雄文。
這篇文章，與不編典故的蘇軾的文章，基本上是同一水平的。
然而，其光芒雖盛，終究是在既有的、精熟的“正道”上攀登至頂。
當第六篇，也就是陸北顧那篇立意更為奇崛、思辨更為鋒銳、直指“治本”核心、帶有某種顛覆性的文章出現時。
章衡這輪皓月般的圓滿，便不可避免地成為那輪即將噴薄而出的旭日的映襯背景。</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