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如果掌握了最高權力，還可以靠工業革命與皇權下鄉這兩種手段來瓦解“吏”在基層治理中的特殊地位。
但在如今的宋代，既不具備發展工業革命的前提條件，皇權也存在先天孱弱的缺陷，實際可行的解決辦法其實就更少了。
王安石灼灼的目光如同實質，緊緊鎖在陸北顧臉上，等待著他的回答。
“王公。”
沉吟了片刻之后，陸北顧的聲音如同投入深潭的石子，打破了暖閣里的沉寂。
“重典嚴刑，可懲一時之惡，卻難斷萬世之根，而血流成河，非仁政所取，亦非長治久安之策。”
陸北顧頓了頓，目光掃過在座眾人，最后落回王安石身上：“在下以為，欲解‘無祿養之資，有破家之能’之困厄，非一劑猛藥可愈，當三管齊下，方可稍緩。”
“其一，胥吏非天生惡徒，其剝民自肥，根由在無恒產、無恒心，故可酌定出一個胥吏開支范圍，需使其足以養家糊口，免其凍餒之憂。此乃釜底抽薪，斷其貪墨之‘不得不為’。”
王安石眉頭緊鎖，顯然在快速思量此策的可行性。
“國用日蹙，百官俸祿尚需裁減，何以養此萬千胥吏且此輩多為本地世襲，家資未必匱乏。”
“王公明鑒。”陸北顧不慌不忙，“在下所言，并非是給每個胥吏發放固定俸祿，而是各州縣所需胥吏開支的范圍本來就有大概數字，便可如‘公使錢’一般形成定制，專用于胥吏支給.此錢來源，或自地方‘系省’錢物中劃撥定額，或由轉運使司核定，使其名正言順，而非巧立名目，暗中攤派。”
聽了這句話，王安石若有所思了起來。
自從在慶歷二年中了進士之后，他在州縣摸爬滾打了整整二十年，地方衙門到底是怎么運作的，他再清楚不過了。
所以，王安石很快就意識到，這件事情是非常容易操作，且具有可行性的。
而這個想法，正是陸北顧經過岳州時，受到岳州軍事判官王陶用“公使錢”請他們吃飯并贈送禮物所啟發的。
——大宋的胥吏制度，為什么不學學“公使錢”制度呢
既然“公使錢”這種地方自用里支出的招待費制度也是因習慣而形成的，并且在形成制度之后受到了相當的約束，那么胥吏所費同樣是地方自用支出里的人員費用，同樣已經形成了習慣，也可以制定成正式制度啊！
還是那句話，有制度，總比沒有制度好吧。
因為大宋的地方州縣衙門，本來就有雇傭胥吏這筆支出，只不過因為擺不到臺面上，所以始終在用其他費用的名目來報賬。
與其這么上下心照不宣地糊弄著過日子，還不如形成定制，將胥吏所費，如“公使錢”一般根據州縣衙門實際所需，制定出大概的數字，這樣也好進行核查雖然核查通常就是走個形式吧，但還是有那么點賬面上的威懾力的。
陸北顧見王安石明白了過來，繼續說道。
“而州縣衙門往往冗員充斥，人浮于事，十吏之中，恐有五六為冗，只要能把數字卡住，便可自然而然地起到‘汰其冗、留其精’的效果至于裁汰誰，那是州縣衙門內部之事，如此一來所費總額可少，而留存者卻得享足夠錢帛，其心可安，其行便可束。”
形成定制之后，就相當于把原本的潛規則變成明規則了。
這樣地方州縣如何給胥吏具體地分配這筆錢，以及為了維持基本的行政職能是否要裁汰冗員，那就是地方自己的事情了。
如此一來，就成功的將中樞和地方的矛盾，轉化成了地方內部的矛盾。</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