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古人并非不知道辦案和審判要分開，要不然，朝廷也不會有三法司。
但在地方上，為了方便，還是一直合在一起。
最主要的原因是，地方上所有事務都是主官一把抓，分開沒有意義。
朱允熥用垂直管理的辦法，相對加強其獨立性，又禁止主官隨意介入，性質就完全變了。
辦案和審案判案，才能實現。
一方面，地方主官的任何介入，都有文件和檔案呈交上級，說明原由，這也使得他們不敢隨意介入。
另一方面，案子不是地方主官審判的，但地方主官仍然有監督之權，一旦發現有冤假錯案，地方主官就會主動糾正。
這與自己審判，推翻自己是不一樣的。
何況垂直管理后，上面的控制將大大加強，也能杜絕地方貪污腐敗，或者詢私情枉法裁判的問題。
“那法部的人選？”楊士奇問道。
朱允熥微微沉吟，道：“就將周志清暫代法部主官。”
“至于大理寺，其職權也進行調整。”
“日后大理寺主要負責制定律條，以及對不清楚含糊不清，有歧義的法律條文進行解釋。”
其實一開始的時候，朱允熥想過讓大理寺轉為法部。
在歷史上，也正是大理寺這一機構，最終轉為了最高法院。
但考慮到垂直管理的問題，大理寺對下面的機構人員毫不熟悉，而從刑部分割出去的法部，則沒有這個問題。
且刑部的人，更清楚辦案人員是用什么方法進行刑訊，用什么方法辦案的，因此在審案判案的時候，反而很容易看出問題來。
大理寺則不如干脆讓其變成制定律法和解釋律法的機構。
古代對立法工作雖然重視，但他們往往認為一部法律制定出來了，就萬事大吉了。
后世千秋萬代不改。
這是因為古代長期不變農耕的生活，給人們帶來了這種先入為主的觀念。
朱允熥很清楚，隨著自己持續不斷的推進大明變革，大明大跨步走進新時代，社會變化日新月異，法律必須要適用時代的發展需求。
立法工作，就顯得極為重要了。
現有的《大明律》仍非常粗糙，很多案件的審判，往往是以主官的道德審判為主，帶來了數不清的問題。
大理寺的官員，本身就是最熟悉法律法條之人，他們擔負其這個責任，也十分合適。
朱允熥闡述了一下自己對立法工作的看法。
“立法要細致，做到凡事皆有法可依。”
“用刑要謹慎，不可量刑過重。”
“另外，以罰代刑，交錢免予處罰之事，自即日起，全面停止。”
“有犯罪而需罰錢者，直接判決罰款即可，但罰款與刑罰不能兩相抵消。”
自秦漢以來，歷代封建王朝都有一個非常“優良”的傳統。
那就是一個人犯了罪，只要交錢，就可以免予刑罰。
比如，偷盜了二十兩銀子的財物，按律要仗五十，但他愿意交二百兩銀子，便可以不用挨板子了。
只有殺人案，造反案等特別重大，影響極其惡劣的案件，才不能交錢免罰。
這一制度，為歷朝歷代所采用，大明也不例外。
當然，比起漢朝，大明已經好多了。
漢朝甚至有不少官員被判了死罪，交一筆錢后，便免罪了。
大明已經對很多交錢免罰的范圍進行不少限制，但仍然有不少罪，還是可以交錢免刑。
在朱允熥看來，這實在太荒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