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包括他自己在內，沒有人覺得他還能夠翻盤。
斯蒂芬·亨特甚至第一時間在《華盛頓郵報》中宣告了勝利。
“以圖蘭為首的批評者們全面垮塌！他們被一擊ko！starriver輕而易舉地屠殺了他們，這不是電影行業的正常水平！”
跳梁小丑們當然沒有放棄，立即給予反駁和叱罵，但是，意義不大。
因為方星河的這篇文章真的已經深刻到了大部分人都看不懂的程度。
而少數淺顯易懂的句子，又能引發超大范圍的共鳴，但是當大眾以為自己看懂了那句話，很快又有文學評論家站出來告訴他們：不，你沒懂。
比如那句“這塑造了美國最初的文化基因，self-adean，崇尚個人奮斗白手起家，對政府權力深懷警惕。”
美國普通百姓，從都市白領到中部紅脖子，人人豎起大拇指，點贊到爆。
“jes！他簡直寫到了我的心坎里！”
“ye！我們都是self-adean！”
“sr對美國的了解簡直不可思議！”
“是的，如果不是9幺幺，本屆政府不可能如此強力……”
人們在聚會時談論白手起家的榮耀和驕傲，同時也悄悄抱怨著本屆政府的手伸得太長，權力太大。
這在社會上的每一個角落真實發生。
方哥真的趕上了一個特別的時代，去年全美因為那件事而群情激憤，向政府賦權，而自打今年下半年開始，激情褪去的美國人開始懷念從前。
他們以為他們完全理解了這句話，然而，并不是這樣。
著名文學評論家斯蒂芬引用了方星河的原文并附上解讀——
“本句的核心在于‘文化基因’一詞，眾所周知，基因是有遺傳性的，所以一代又一代的美國人仿佛天生便警惕政府的權力，但事實真是如此嗎？
不，結合后文來看，sr的表述克制而又隱晦。
全篇，他總共使用了三次文化基因，在更多的相關表述上，他使用了別的單詞。
why？
是因為他隨意用詞，沒有特意追求精準嗎？
不，恰恰是因為他極度精準。
sr只在需要傳達‘歷史慣性’、‘長期以來’、‘天生如此’之類的意思的時候，才會使用‘文化基因’一詞。
我們很清楚，只有生物體征才能遺傳，文化想要傳承，核心要素是教育。
所以，‘文化基因’的本質是什么？
是延續不斷的相關教育。
理解了這一點，我們再來反問：到底是什么樣的教育，導致警惕政府權力成為了我們的遺傳基因？
又是誰在實行這樣的教育？
在什么時候、于哪里、通過怎樣的途徑，讓這種警惕變得習以為常深入人心？
他明確提到了資本集團在自由主義路線上的努力，卻點到即止，留下了充足的想象空間。
此刻，我同樣要點到即止，以免給自己和sr找麻煩……”
這篇解讀性質的文章并沒有產生很大的影響力，它太干，太枯燥了。
但是，類似的解讀實在太多，當所有文章綜合到一起，迭加出來的影響力就相當可觀了。
要說這文學評論界也真是閑得蛋疼，他們真的是在逐句解讀。
原因？
倒也不是純粹為了蹭熱度，而是方星河確實已經在北美文壇有了點地位。
最直接的證據不是《少年的我》的近千萬銷售，而是美國文壇王者菲利普·羅斯的直接關注。
今年69歲的羅斯處于一個驚人的創作噴發期，兩年前出版《人性的污點》，這部“美國三部曲”的終章引發了巨大轟動。
老羅在美國的地位，可以對比當下中國的巴金。
恰好，老羅的寫作特點是深刻剖析美國身份、猶太身份、性、死亡和政治，寫作兼具憤怒的力量和精湛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