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問題的本質是，我們要不要因為一些可能發生的壞處，一些難以消去的擔心，而拒絕去做正確的事。
什么是正確的事？
打個最極端的比方，只要這些錢有十分之一扎扎實實用在了貧困兒童的教育上，那么這就是一件正確的事。
1.5億我自己花，無非就是多買一棟別墅，多買兩輛豪車，提高物質享受。
這會更快樂嗎？
不，我的快樂從來都與物質無關，早前如此，現在依然。
第二，擔心不受監督的權力是對的，但這件事該不該由我來擔心？
不應該。
這筆錢在捐出去之后，本質上就與我沒有關系了，怎么用它是相關部門的事，用得好不好是更上級應該考慮的問題。
我不能因為尚未發生的事，就對相關部門提出質疑、責難、控訴。
如果真的發生了貪腐，我有嘴，會罵人。
但現在，我愿意相信他們，相信大部分政府工作人員還是愿意做事的……”
那記者得到了如此詳細的解釋，卻仍不滿意。
非常直白的追問：“你的相信是基于什么理由？你是東北人，難道對東北的官僚風氣毫無所知嗎？
甚至再擴大一些，整個中國環境也相當污濁，我們報紙每年實地訪查到的黑暗，報都報不過來！
你的想法極其天真！”
其實，這是方星河最“怕”的問題，因為根本沒有標準答案，辯解不過來。
在道理層面，他說服不了任何一個堅信“最好的社會必須清清白白”的理想主義二極管。
哪怕在2030年那樣的盛世，仍然有大批國人堅持認為國內不夠好，這里不夠好，那里不夠好，怎么比都不夠好。
你再問他們：“這是怎么比出來的？”
他們理直氣壯的回答：“哪里哪里就是這樣的，人家比咱們公平多了！”
實際上那地方可能根本不是那樣，全是道聽途說，有個謠言就當真。
那也不行，你糾正不了他們，真拿出證據了，人家就該罵你傻逼了。
在當下，2002年的中國，想說服這種人更不可能。
因為此時的國內，確實有著諸多問題，他們親眼看到過種種不盡人意之處。
帶著失望潤出去的中產甚至高產，往往都有切身體會。
方星河沉默了好一會兒，終于還是決定解釋。
贏不了歸贏不了，得有態度。
“在我看來，最好的社會應該是在動態平衡中保持前進的。
我不關注那些細節，什么公不公平、貪不貪腐、效不效率，任何大社會模型都會有bug，過度關注細節的結果，只會讓人陷入無休止的懷疑。
只要灰色地帶總體可控，今天消弭一點，明天新增一點，后天再消弭一點，那就不是問題，發展就足以解決這點疥癬之疾。
所以在我看來，現在的國家確實不夠好，但沒有哪里特別不好。
我們正在飛速發展，歷史遺留問題也在一個接一個的解決，這就足以讓我保持期待了。
其實類似的問題，美國那邊也有很多人問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