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聽著端坐在御座上的小官家道：“三朝寶訓，乃是兩位宰相及諸位先生們，夜以繼日，不辭辛苦，摘取祖宗圣訓、言行，以教朕聽政、問政、理政之學也。”
“左相康國公，在進寶訓于朕時，曾與朕言：人主之所當學者，觀古圣人之所用心，論歷代帝王所以興亡治亂之跡，求立政立事之要，講愛民利物之術，自然日就月新，德及天下！”
“朕于是篤而學之，以求日就月新！”
文彥博聽著，一楞一楞的，條件反射般的道：“陛下圣明！”
趙煦看著，嘴角微微翹起來。
和孔孟的經義一樣，死掉的先帝，同樣不可能再從棺材起來，解釋自己當年的言行了。
而大宋士大夫們，連孔孟兩位圣人，都可以直接溝通，然后宣布自己已經知道了圣人的‘真意’，參悟了當年‘圣人們’的用心。
自然不可能放過‘先帝們’。
所以，這所謂的《三朝寶訓》，其實就是一部士大夫們出于他們自己利益需求而人為編纂、摘寫的所謂‘祖宗圣訓、寶訓’。
其真實性，不是沒有。
但大體類似現代的《讀者》、《知音》。
上面摘錄的、截取的事跡、對話，都是被美化過、粉飾過的，甚至有些事情，到底有沒有發生過？還得打一個問號！
為什么？
因為，經筵官奉旨編纂《三朝寶訓》的時候，循的是仁廟朝的故事。
而在仁廟時代的《寶訓》，大量采用了民間流傳的故事。
甚至直接參考了石介私修的《三朝圣訓》。
有了這個前例，無論是韓絳還是呂公著，不管是范純仁還是呂大防，都在這《三朝寶訓》的編纂過程中，大量采用了符合他們意識形態和立場的民間故事。
好多事情，甚至是直接拿著司馬光的《涑水記聞》以及其他舊黨士大夫大臣的私人筆記里的故事照抄。
所以，后來李燾寫《續資治通鑒長篇》的時候，看到那些留下來的各種《寶訓》、《圣訓》的資料，一個頭兩個大。
因為他發現，這些《寶訓》、《圣訓》上的好多事情，實錄找不到，國史上也沒有記錄。
甚至連年月日都模糊不已，只能勉強靠著談論的君臣來推算大概年月。
趙煦當然也不會慣著這些士大夫們。
新聞學嘛。
搞得好像他不會似的。
和尚摸得，貧道自也摸得！
“所以，太師，朕這是在循祖宗之法，用祖宗愛民為本，以天下為先，社稷為重的理念，來行祖宗‘重牧宰’、‘體大臣’故事。”
說著，他就開始背起來了，他自己摘抄的那些片段。
大體上都是仁祖如何、英祖如何、皇考如何。
其事跡也都是，三位先帝，重用、親近并信任大臣，放手施為，最后在這位賢臣、能吏輔佐下，終于將某某地區的叛亂鎮壓或者災荒安定下去。
其中，甚至還有文彥博自己的故事。
“仁祖慶歷中，貝州兵變，天下震動，仁祖嘆曰：大臣無一人為國了事，日日上殿何用？”
“時太師、平章軍國重事文彥博，為樞密副使，聞而慨然，乃乞見仁祖，奏以貝州之事，述安民平亂之策，進撫賞大軍之言，仁祖乃喜，曰：朕以軍國托付愛卿矣！乃拜宣撫使，出平叛逆……”
文彥博聽到這里的時候，終于知道是哪里不對了。
因為這位官家，在逆練‘三朝寶訓’。
他直接將三朝寶訓里那些被精挑細選出來的‘三圣’寶訓、圣訓、事跡，自我加工了一遍，然后把這些事情自己拼接了起來，形成了一套他自己的邏輯。
偏偏，這邏輯還挺通順！
甚至，已經占據了道德制高點。
果然！
等到這位官家背完了他摘抄的那些故事、事跡后，就深情的道：“三圣用政，以仁為先，以愛民為本，以利天下為事。”
“朕雖年少，猶愿效之！”
“所以，朕去年才要撲買堤岸司，如今還要開始撲買抵當所。”
“但是……”
“抵當所終究不比堤岸司……事涉千百萬家……”
“若商賈撲買得之，不用仁義，反以剝刻，凌虐百姓，朕心何忍？”
“太師，四朝元老，朕之師保，當代朕而出，率民更始！”
說著，坐褥上的小官家就已經起身，對著他文彥博，拱手一拜。
文彥博眼皮子一跳。
這味道……
文彥博很熟！
因為史記上有過記錄——漢文帝即位后，深感元老軍功勛貴在京，恐有肘腋之患，于是下詔給兩位宰相陳平、周勃說：前遣列侯之國，或辭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為朕率列侯之國！
于是，誅殺諸呂，扶立文帝的兩位高祖功臣元老，就這樣被一紙輕飄飄的詔書，解除了權力，送回了他們的封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