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個房產中介，名字叫什么不重要，反正都沒人記得住。
因為我姓米，大家叫我小米，對，就是小米手機的小米。
雷總剛剛出小米手機的時候我感覺很羞恥，學校里的同學從此給我起了個“手機妹”的綽號。
去年三月，我攥著皺巴巴的簡歷推開羅湖鏈家門店的玻璃門。
鵬城的春天從來沒有什么春寒料峭，有的只是潮氣。
店長的工牌在燈光下亮得很，她說現在的樓市像剛開閘的水庫，有人能舀到金豆子，有人會被浪花拍上岸。
那時的我連“陰陽合同”和“贖樓擔保”都聽不明白，只盯著墻上貼滿的房源信息。
紅筆圈住的“學區房急售”、“低于指導價20萬”像跳動的火苗，灼得人眼睛發疼。
帶我的師父說做房產中介有兩個要素，腿勤和嘴甜——要舍得跑，也要和客戶聊得好。
在我的世界里，鵬城的時間刻度，是用帶看鞋跟的磨損度丈量的。
入職第47天，我在福田保稅區遇到暴雨紅色預警。
客戶堅持要看房，我抱著鞋盒里的備用皮鞋在雨中狂奔，高跟鞋陷進松坪村的水泥路縫里。
當渾身滴著水按響門鈴時，業主阿姨愣住了：“妹仔，你這是游過來的吧？”
后來她成了我的老客戶，每次帶新客戶看她那套改了三次報價的房子，她都會指著我說：“這姑娘能在臺風天跑三個來回，比那些只會打電話的靠譜。”
最難忘去年“930新政”前夜，我陪著一對新婚夫婦在南山公證處守到凌晨。
幫他們趕在限購前簽完合同。
新娘把喜糖塞給我時，糖紙還帶著體溫：“謝謝你小米，我們有家了。”
師父說，作為女性中介，要把溫柔磨成談判桌上的刃。
但我第一次獨立談單就碰了釘子，業主大爺敲著茶幾說：“小丫頭片子，別耽誤我和大媽們跳廣場舞。”
我連夜畫了三套置換方案，用不同顏色標注稅費差額，第二天帶著打印好的彩圖蹲在他常去的公園長椅旁。
后來大爺拍著大腿說：“你比我閨女算得還清楚！”
去年冬天幫一位香港陪讀媽媽找百花片區的學位房，她總說“要安靜的樓道”。
我曾經連續問過幾十個客戶，都說頂樓的過道最安靜。
交房那天，她把女兒的獎狀貼在玄關：“這里的回聲，終于不像銅鑼灣的早高峰了。”
2016年的鵬城樓市，是欲望與現實碰撞的火花四濺。
我見過投資客在白石洲城中村舉著現金搶拆遷房，也見過科技園程序員在會議室算錯首付后躲在樓梯間抽煙。
印象最深的是布吉夜市擺攤的王姐，夸張到數著塑料盆里的硬幣湊首付，一塊的鋼镚堆成小山：“這些是給女兒攢的學位錢，你幫姐看看，是不是還差三摞？”
后來我幫她找到一套滿五唯一的樓梯房，省下的稅費剛好夠給孩子報鋼琴班。
簽約那天，她往我口袋里塞了把發卡：“你可以換著戴，你穿西裝戴肯定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