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琪峻接到來南城的工作通知時，正坐在省監察廳自己辦公室里審閱一份材料。
這是關于省城某高官的投訴舉報，已經堆在他桌上三天了。
他看完最后一頁，在筆記本上寫下幾行字，然后把文件夾合上，推到桌角。
這份通知來得并不意外。
最近半個月，廳里的氣氛微妙地變化著。
幾個與他共事多年的同事，忽然對他格外客氣，卻又避而不談南城的事。
馮琪峻知道，有人在背后操作這件事，而這個人足夠有分量，能讓省里臨時抽調一個副廳級干部前往一個地級市。
馮琪峻從不迷信巧合。
南城近年來的城市改造和拆遷項目早就有傳言，只是沒人敢碰。
現在突然要他去，背后的推手是誰，目的又是什么，他心里其實有幾分判斷。
他沒有拒絕這項任務，也沒打算拒絕。
作為省監察廳的副廳長，這是分內之事。
馮琪峻做事從不左顧右盼，這一點跟他父親一模一樣。
他父親馮正山曾是省執法局的一名普通處長，母親張淑蘭則是基層法院的法官。
兩人都是那種“老古董”式的公職人員，一輩子兢兢業業，清清白白，從不拿原則做交易。
家里條件不好，住的是單位老舊的筒子樓，父親的辦公桌用了二十年，直到退休才換。
而母親每次開庭前，都要把衣袍熨得一絲不茍，說這是對法律的尊重。
馮琪峻十二歲那年的一個傍晚，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父親的為人。
那天他放學回家，看見一輛黑色轎車停在他家樓下，一個穿西裝的胖子站在樓梯口，手里提著兩條煙和一瓶酒。
他父親就站在樓梯上，面無表情地看著那人。
“馮處，這事真的沒法通融嗎？就一個電話的事。”胖子的聲音很低，帶著懇求。
“程老板，我說過了，案子該怎么查就怎么查。你兒子酒駕撞了人，這是事實，該擔什么責任就得擔什么責任。”
“可那小子沒死啊，現在醫院里好好的。”
馮正山的聲音突然提高了八度：“程老板！你知道你在說什么嗎？那是條人命！就算沒死，也是你兒子的責任！”
“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說……”
“沒什么好說的。你的東西拿回去，我馮正山不收。如果你覺得不公平，可以去投訴我。投訴地址我都能給你寫下來。”
胖子的臉一陣紅一陣白，最終悻悻離去。
那天晚上，馮正山叫兒子到跟前，說了一番話：“琪峻，在我這個位置上，每天都有人想讓你幫忙。有的是小事，有的是大事。但是沒有什么叫‘通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不是一句空話。你要記住，做人做事，先問問自己心里那桿秤，能不能挺直腰板。”
這些話烙在了馮琪峻心里。
大學畢業后，他進入省紀委工作。
那時的省紀委主要查處一些低級別的腐敗問題，很少涉及廳級以上干部。
馮琪峻做事認真細致，不放過任何蛛絲馬跡，也不管對方是誰。
2001年的一個案子讓他第一次嘗到了得罪人的滋味。
當時他查處了一起環保內部的腐敗案件，牽連出該廳一把手在項目審批中收受賄賂的證據。
鐵證如山，但當他把材料遞交上去，卻意外地被擱置了。
馮琪峻不甘心，直接去找了紀委書記。
“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簡單。”書記隔著茶杯看他，語氣平淡。
“證據確鑿，還有什么不簡單的？”馮琪峻當時還年輕氣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