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廣州曾經是對外貿易的都會，漢武帝平南越后至東漢末年這一期間，為日南郡、交趾所超過，但隨著外貿市場的轉移，交趾的地理條件便遠遠不如廣州優越了。
也就是說進口的物資如由交趾登陸，其內運路線比從廣州登陸要長得多，所以，外商很自然地便以廣州為停泊地點了。
東晉借人法顯于晉安帝隆安三年(公元三九九年),自長安出發,路經西域進入北天竺再由中天竺到師子國(即斯里蘭卡)，在該島居留二年，聞知師子國至廣州有海道可回。
便于公元四一二年乘商人海舶抵耶婆提(即爪哇)，再由耶婆提轉船返國。原計劃在廣州登陸，后因遇颶風,被吹至青州(在山東半島)上岸。
據法顯的《佛國記》記載：當時的師子國與中國的貿易往來已很頻繁，法顯是看到一柄來自晉地的絹扇，引起鄉思，才決心回國的。
從師子國至耶婆提共行九十余日，然后在耶婆提停留五個月，等候信風，再直航廣州。
按照商人所說，在一般正常的情況下五十日便可到廣州。可見當時廣州與耶婆提之間，已有頻繁的商舶往來。
該書還說，從耶婆提至廣州的海舶，可載二百余人，并可貯存五十天的糧食和給養，其所航行的路線亦是當時最快捷的航線。
另外，隨法顯之后，往來南海之間的佛教徒，據馮承鉤《中國南洋交通史》考證，約有十人。
其中，曇無竭于宋永初元年(公元四二零年)招集同志二十五人遠適天竺,后于南天竺隨舶放海達廣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摩，于宋文帝(公元四二四年至四五三年)期間，應邀來我國傳教，從諸薄港(即爪哇島)乘搭印度商人竺難的商船直達廣州。
印度僧人求那跋陀羅,由師子國隨舶汛海,于宋元嘉十二年（公元四三五年)至廣州。印度僧人拘那羅陀,經狼牙修(今馬來半島)、扶南，至南梁
大同十二年(公元五四六年)至廣州。還有罽賓國僧人曇摩耶舍、印度僧人菩提達摩也是這個時期航海從廣州登陸的，其中菩提達摩的登陸地點——西來初地，至今古跡猶存。曇摩耶舍建王國寺,即現在的光孝寺。
據《宋書·夷蠻傳》記載，廣州當時“舟舶繼路，商(商人)使(使官)交屬(往來)。”《南齊書·東南夷傳》也說:“四方珍怪，莫此為先,藏山隱水，環寶溢目。商舶遠屆，委輸南州，故交、廣富實，牣積王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