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期間，加上門閥士族制度的形成與確立，使得門閥士族們的權勢得到了進一步的加強，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社會政治格局。
這些貴族和地主們把持朝政，左右皇室，生活上也更加奢侈腐化。
他們酗酒、服藥、賭博，甚至爭奇斗富，以各種方式來揮霍享受、及時行樂。
晉代，賭風很盛，究其原因，其實與當時門閥士族地主生活腐化、行為荒誕、思想空虛的風氣有密切關系。
不僅是一般無所事事的貴族子弟，就是一些諸如謝安、桓溫等一批所謂的成功人物，對賭博也樂此不疲、沉迷其中。
二是儒家禮制的失效。
儒家思想認為賭博是不勞而獲、是以欺詐的手段騙取他人財物。
尤為重要的是上下、貴賤、尊卑的界限被賭博擾亂,也就是違反了儒家所提倡的“禮”，“禮”作為統治思想,是人們必須遵守的道德行為準則的核心。
在“正常統治”之下，統治者都會反對賭博。
凡是儒學強化的時代,對賭博的道德約束和法律控制就特別嚴厲，作用也特別明顯；
反之，在儒學受到沖擊，儒家思想較淡化的時期，其控制力則減弱，賭博也隨之活躍。
這構成了中國賭博史和禁賭史的一個特點。
魏晉南北朝時期，玄學的興起動搖了處于正統地位的儒家學說，使這一時期成為一個思想文化相對活躍和自由的時代，一個道德標準多元化的時代。
此時的不少名士,大都蔑棄禮法，崇尚老莊，他們大都主張能夠“適性”，他們所強調的正是“足于其性”。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期,儒家權威地位的喪失,社會思想的混亂，儒家思想的倫理綱常和行為準則在一定程度上被質疑。
人們的言行表現出擺脫傳統道德觀念約束的現象——追求享樂，講求功利而不受所謂禮義、道德的約束。
當時社會流行賭博也是這種思潮的表現或結果而已。
離石不知道他這樣想對不對，賭博的興盛發展，也許原因很多，但是南方既然盛行，遲早會傳入的北秦。
大家都是漢人，應該很容易傳到北秦。
離石認為賭博就像傳染病，就像牛皮癬，既然不根除賭博，就必須嚴厲限制賭博的發展，或者把賭博限制在一個范圍內。
離石立馬想起了賭城拉斯維加斯，有這么多成功的經驗可以借鑒，就不會引發社會的動蕩。
離石突然又想到，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正趨于興盛發展階段，外來的佛教文化對當時中國文化的各個方面都產生了較大的影響。
佛教素來以注重禮義法度，因而對于當時流行的賭博行為多有批判。
在魏晉南北朝社會各階層紛紛信奉佛道的時代，佛教的這種禁賭“思考”，自然會產生相當大的影響。
所以在當時，社會仍留存有禁賭的意識，不少有識之士積極地參加、實踐禁賭，朝廷有時為了政治需要也有一些禁賭的動作。
然而，由于賭博已成社會的主流活動，個人禁賭作用影響有限，國家禁賭也不力，因而效果并不顯著。
魏晉南北朝時期賭博一方面繼承了先秦賭博的傳統，保留了許多先秦時代流傳下來的賭博形式。
另一方面又在傳統賭博的基礎上產生了許多新形式，是中國賭博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
從形式上來看，這一時期諸如樗蒲之類的博戲，是由秦漢時期六博戲所演化而來的。
首先積極方面，他們為隋唐時期博戲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但另一方面，受賭博的影響，也產生了諸多的負面影響：加快了士族的墮落、助長了社會的奢靡風氣、加速了朝延腐化。
離石對賭博沒切身的體會，而且他也不喜歡賭博，主要是他不會，而且賭運奇差。
凡事他以賭博的心思去猜，就就會猜一次錯一次，反而不如直接硬杠，這樣做反而贏得機率大一些。
也許這也算是一種賭博吧！</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