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比春秋戰國之時，原本困苦、落后的秦，在商鞅變法之后迅速得以壯大，早在始皇一統天下前數十年，就已經成為了天下公認的最強國。
在經過數十年的積累，這個曾經的最強國，最終甚至強大到了一己之力，便可一掃六合的程度！
雖然這其中，有外交、軍事、文化、商貿等各方面的謀劃，但秦國本身的強大實力，也同樣是不可或缺的因素。
但正所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
原本困苦羸弱的秦，因商鞅變法而得以圖強；
一統天下，威震四海的秦朝，也同樣是在法家近乎偏執的變法精神下，在短短十數年內走向了滅亡。
故而，華夏文明從秦的滅亡中得出教訓：弱小，且幾乎沒有其他辦法快速圖強時，憑法家變法圖強，是最優解；
但在強大起來之后，繼續留著法家，卻又成了亡國之道。
簡而言之，便是越弱的時候，法家越有用；越強的時候，法家越有害。
至于先帝做出的嘗試，則是在漢家即不足夠強——至少沒強到可以討伐匈奴，也不夠弱——至少沒漢初那么弱的微妙時間節點，來試一試法家的成色。
即：在國家即不夠強，也不太弱，介乎于強弱之間的時間節點，嘗試通過法家‘扭轉乾坤’的能力，來達成自身能力本不足以支撐的遠大目標。
具體而言，便是在漢家原本無力和所有宗親諸侯為敵、與整個關東站在對立面的時間節點，試試看法家能不能起到什么奇效。
最終得出的結果
怎么說呢……
很難評。
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來看，晁錯一手《削藩策》，確實發揮出了法家在‘忠君奉上’方面的主觀能動性，為漢家掃除尾大不掉的宗親諸侯格局實力，起到了不可磨滅的積極作用。
但從另外一個方面來講，先帝最不愿意看到的‘和整個關東站在對立面’的結果，在晁錯一紙《削藩策》問世之后，終還是不可避免的出現了。
若是發散思維‘遐想’一番，也不難得出一種未必準確的可能性：就算沒有《削藩策》，先帝通過其他方式料理宗親諸侯，最終結果再差，也不會比吳楚七國之亂差到哪里去。
畢竟當時，整個關東，除了鎮守關東門戶的梁國，以及北方前線的燕、代之外，整個關東，幾乎就找不到又一個忠于長安、忠于宗廟社稷，可以讓先帝完全放心的宗藩了。
從這個方面來看，以及劉榮自己從先帝的感官中總結所得：先帝通過晁錯進行的這次實驗，其實是失敗的。
實驗的結論恐怕是：在王朝不強不弱的尷尬時間節點，法家能起到的積極作用，和負面作用不相向上。
結合秦的滅亡，所得出的‘越強的政權，用法家效果越差；越弱的政權，用法家效果越好’的結論，便不難發現：法家能起到的積極作用，真的是和政權本身的強弱，呈線性負相關。
政權越強，法家越壞；
政權越弱，法家越好；
政權不強不弱，法家不好不壞。
說好聽點是不好不壞，說難聽點，那就是卵用沒用……
具體到當今漢室，經過開國初的‘羸弱’期，以及文景年間的‘不強不弱’時期，到了當今劉榮這一朝，漢家已經開始全方位展露出強盛之態。
文景之治種下的因，即將結出一個無比強大的漢家，來作為最終的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