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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市、西市……”
“槐市……”
于相府辭別劉舍，行走在尚冠里外的章臺街——回自家魏其侯府的路上，竇嬰心中，一時也不由感慨萬千。
長安城，其實不止東西兩個市集，而是有城內四、城郊五——共計九個市集，被稱為：長安九市。
其中，城內的四市，各名：東西南北市，卻是以橫城門所相連的華陽街為界，籠統的分為：東市，西市。
——東市，位于橫城門以內，華陽街以東，又分東市、北市；
西市則位于華陽街以西，分為主體的西市，以及南市。
后世那首著名的《木蘭辭》寫道：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
于是有人說，木蘭為了買齊自備軍械，東南西北四個方向跑，算是在城里轉了個大圈。
但實際上，古華夏的市集——尤其是在同一座城內的幾處市集，基本都是嚴格按照華夏封建歷史之初，即漢太祖劉邦時期，針對商人所制定的嚴格管控制度來布局的。
劉邦曾說：農者，本也；商者，末也。
治國者，強本弱末，以固國本也。
乃使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別居另冊，以為‘有別之民’。
翻譯成后世人更能理解的大白話，就是從劉邦開始，華夏封建文明對于商人群體，除了價值觀、道德觀上的鄙視和譴責之外，也有了具體的懲罰措施。
如劉邦那句賈人不得衣絲、乘車——商人不得穿昂貴的絲綢制品，不可以如官員、貴族那般乘坐馬車，便是極為直接的社會地位壓制，和生活權利剝奪。
但真正能體現封建時代，商人為主流輿論所不齒的，卻是那后半句：別居另冊。
何謂別居、另冊？
——不與尋常百姓混住，而是被集中在一個專門供商人居住的住宅群，以和尋常百姓農戶物理隔離開。
并且，為商人專門另開一冊，曰：商籍；
再以一句‘士農工商’的社會價值排序，來確定商人‘百業之末’的低劣社會地位。
這么做的原因，自然是讓商人群體且是體會到：做商人和做農民，是真的有很大不同的。
做了商人，就沒法和農戶——也就是‘絕大多數人’住在一起，而是要同與自己一樣卑賤的商人成為鄰居；
甚至就連戶籍，也不再是普羅大眾都擁有的農籍，而是膈應程度僅次于奴籍、囚籍的商籍。
這可太難受了！
尤其是在道德觀念相對較高，人們對聲譽、名望還十分重視的古華夏，這樣的區別對待，是實打實能讓人羞憤而死的！
劉邦打的，也正是這個主意。
——用別居另冊，來對商人進行區別對待，讓他們被羞辱、被社會譴責；
且不說已經入了商籍的那些人，是否會因此而困苦、難受——起碼尋常農戶看到他們的遭遇，就絕對不會生出棄農從商的念頭。
非但不會有人棄農從商，反而還會十分慶幸：還好俺家不是商籍！
你看那些個商人過的日子，那是人過的？
我要是淪落到這個下場，早就自刎以保全祖宗聲名，免得日后到了地底下時，以發覆面，無顏面對列祖列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