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場河套戰役打下來，最該高興地劉榮，反而成了長安朝堂內外最淡定的那個人。
但除了劉榮，以及心里多少有些別扭的竇老太后外，整個長安，幾乎就再也找不到第三個不因河套戰役，而歡呼雀躍的人了。
——天子榮新元二年，冬十月二十，河套-馬邑戰役正式落下帷幕！
在河套，漢匈雙方以大河為界，分別于大河以北的高闕，以及大河以南的博望城對峙。
只是凜冬將至，饒是再怎么不甘于河套失守、再怎么想把河套奪回來，軍臣也不得不下令止戰，一切，都等開春之后再說。
高闕的匈奴人暫時放棄對河套的覬覦，或者說不甘，榆侯欒布、弓高侯韓頹當等北地方面軍將領，自也是樂得輕松。
一邊有條不紊的安排著河套地區北方防線，一邊配合著長安朝堂派去的官吏，按照長安朝堂的指示，正式開啟了漢家對河套地區的‘消化’。
這件事，長安朝堂雖然很快便拿出了方案，卻也是進行了一陣極高頻率的爭論。
爭論的核心，主要集中在漢家得到河套之后，究竟應該發揮農耕文明的優勢，將河套化為又一個巴蜀天府糧倉，還是維持現狀，讓河套繼續保持草原地貌，并以畜牧業作為當地的主要生產模式。
長安朝堂會有這樣的爭論，其實也算得上是情有可原。
——不同于曾擁有過河套，甚至曾直接統治游牧民族：義渠人，并對草原保持相當程度掌控的嬴秦：如今漢室，自太祖高皇帝鼎立國祚以來，至今都還沒有經歷過類似的議題。
游牧民族如何安置？
草原如何利用？
畜牧業如何發展？
這一系列關于草原——尤其是和河套息息相關的命題，是有漢以來都不曾出現，甚至都不曾有人暢想過的。
那漢家朝堂中央，對草原、對畜牧業是個什么態度？
舉個非常淺顯的例子，就可見一斑了。
——眾所周知，歷史上的漢武大帝北逐匈奴，揚漢國威之時，漢家已經不再缺馬了。
非但不缺戰馬、騎兵，甚至還操練出了被史家贊為‘一漢當五胡’的精銳騎兵！
但在漢武大帝重振華夏雄風前，時間往前推不過十幾二十年，漢家卻依舊飽受戰馬奇缺，以至于無法組建騎兵集群、耕牛奇缺，以至于牛耕非但無法推展開，反而還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倒退的尷尬處境。
很顯然，在這一前一后兩個巨大反差之間，必然發生了一件大事，讓原本牧畜奇缺的漢家，短時間內迅速成為了漢武大帝掌權時期，動不動能拉出十幾二十萬騎兵部隊的‘狗大戶’。
而這一改變，其實就是漢家自太宗孝文皇帝時起——或者說是貫穿整個文景之治，都在堅持不懈的在北方邊墻，斥重金興建馬苑。
太宗皇帝年間，漢家國庫空虛，雖然百姓民得以休養生息，但國家經濟還沒有緩過勁來；
所以，太宗皇帝在位二十七年間，漢家在北方邊墻、草原與中原交接處，僅僅只是興建了區區七座馬邑。
這七座馬苑，于太宗皇帝晚年，便開始以每年上百匹的速度，細水長流的出欄戰馬；
到如今劉榮在位，這七座馬苑每年，總計能出欄超過五百匹戰馬，來為漢家的騎兵部隊建設，做出不可磨滅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