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的西伯利亞，寒風像鋒利的刀子，刮過茫茫雪原，連鐵軌都仿佛被凍得蜷縮起來。西伯利亞鐵路的臥鋪車廂里，暖氣管散發著灼人的熱量，將外界的酷寒隔絕在外。
車廂的燈光昏黃，映在鋪著深綠色絨布的小桌上，也映在尤里科夫的臉上。他穿著一身熨燙平整的蘇軍軍官制服，肩章上的標識表明著他大尉的身份，此刻正低頭翻看著一迭報紙，手指偶爾在紙面輕輕劃過，眼神卻透著與“記者”身份不符的銳利與警惕。
雖然是在車廂里，但他并不擔心會有人進來。
這趟行程已過去數日，列車員們早已熟悉了這位來自莫斯科的《蘇聯航空》記者。他們總見他要么在翻看資料，要么對著窗外的雪原沉思，話不多，卻帶著一種“中央機關來人”的沉穩，因此很少有人主動打擾，列車員們也會主動的把同車廂的乘客安排在其它車廂。
這種“不被關注”的狀態，正是他精心維持的——幾個月前，在烏克蘭和當地的地下組織接頭之后，在對方的幫助下，他開始以“尤里科夫”的身份在蘇聯境內活動，作為首個滲透進鐵幕的西方情報人員，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份偽裝的珍貴。
當然，也知道這個計劃是何等的大膽。
克格勃的眼睛無處不在，但他們的注意力似乎總落在普通民眾或異見者身上，對于“來自莫斯科中央機關的軍官記者”，他們連多余的打量都吝嗇給予。漢森暗自慶幸這個身份帶來的便利，也正因如此，他才能借著采訪的名義，悄無聲息地搜集到大量情報，甚至進入米格工廠、黑海造船廠，而且從未引起過懷疑。
所需要的是什么？
就是直接打個電話過去，告訴對方——我這里是某某軍報的報社，最近會我們的人去你們那邊采訪。
這也就足夠了，沒有人會去調查他的身份，沒有人會對核對。
也正得益于此，他才能夠收集大量的情報，那些情報中隨便拿出去一份，都足以讓西方情報界為之瘋狂的。
但，他卻可以利用特殊身份“公開”收集。
此刻，他放下報紙，從隨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折迭整齊的資料，上面記錄著一名蘇聯飛行員的信息。紙張邊緣已有些磨損，顯然被他反復翻閱過。資料上的名字是“別連科”——一個命運多舛的飛行員。
漢森的目光落在“性格直爽”那一行，腦海里浮現出資料中記載的畫面：新年聚餐的酒會上，別連科喝得酩酊大醉，酒精沖昏了理智，也點燃了他壓抑已久的怒火。他猛地沖上講臺，當著臺下幾位上級將軍的面，大聲指控基地主任貪污受賄、以權謀私。那一瞬間，整個宴會廳的空氣都凝固了，將軍們驚得目瞪口呆，基地主任的臉則從通紅變成鐵青。
后續的報復來得又快又狠。別連科先是被強迫在家休息，某天清晨，幾名穿著白大褂的醫護人員突然闖入他家，不由分說將他拖進了當地的精神病院——基地主任向上級匯報，說別連科因嗜酒過度患上了精神分裂。即便醫院最終診斷別連科精神正常，主任也絲毫沒有收斂，反而利用職權，將別連科發配到了遠東的丘夫耶夫卡基地。這一調遣，徹底摧毀了別連科的生活，他與家人被迫分離，妻離子散，人生跌入谷底。
漢森合上資料，指尖在“丘夫耶夫卡基地”幾個字上輕輕敲擊著，眼中閃過一絲確定的光芒。他默默點了點頭，在心里對自己說：
“就是他了。”
這個被體制打壓、對現狀充滿怨恨的飛行員，正是他此行要尋找的突破口。
列車在西伯利亞的冰天雪地中顛簸了幾晝夜，終于抵達了漢森的目的地——丘夫耶夫卡。這里遠離莫斯科的繁華，只有凜冽的寒風和連綿的軍營。漢森提著公文包，徑直來到當地的空軍基地。
他拿出偽造的介紹信，遞給守衛的士兵，信上清晰地寫著“《蘇聯航空》記者尤里科夫，奉命前來基地采訪”。士兵仔細核對了介紹信上的公章和他的證件，確認無誤后，恭敬地將他迎進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