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發展的官僚制是1個實施組織管理的嚴密的職能系統，它把整個社會變成1架非人格化的龐大機器，使1切社會行動都建立在功能效率關系上，以保障社會組織最大限度地獲取經濟效益。官僚制度下，人民會認為公益精神的維護得益于官僚和官員。”
“呵呵。”有軍委成員忍不住笑出聲。何銳政府內部領導層們雖然也是官僚，但是中國的官僚制度有著悠久的歷史，所以中國人很能理解官僚制度的種種問題。
李潤石當然知道大家的感受，他解釋道：“對中華文明來說，官僚制度是1個很古老的制度，所以我們充分了解官僚制度的問題。但是對歐美來說，官僚制度是1個非常新的概念。蘇聯更是1個非常新的國家，相較貴族制度，官僚制度至少將公眾利益的承擔者變成了普通人通過共和制度考試體系成獲得官僚，而不再是貴族。可以說，這是1場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革命。”
談到這個層次，軍委的同志們就不再吭聲。想解答這種理論性的問題，非得有深厚的歷史知識與哲學功底。到現在為止，哪怕是何銳政府的高層，也不是人人都有去搞清楚這些的空閑。
其他人不吭聲，胡秀山就有了發言的空間，他問道：“蘇共意識到這個問題了么？”
“意識到了。”李潤石繼續肯定了蘇共中央的水平，“但是蘇共的經濟發展并不支持他們進行改革。因為蘇共有工業，卻沒有產業。所以蘇共沒辦法通過產業政策去調節國家經濟。”
提到這個層面的問題，軍委的同志們更不愿意發言了。何銳政府在共產主義理論的研究方面獲得的重大突破之1，就是建立了管理產業政策的職能。
當中國擁有了產業政策的管理能力后，黨內的就出現了相當分裂的態度。對待產業的態度，使得很多同志之間造成了近乎敵對的看法。
支持全力推動產業政策的同志認為，政府要搭好臺，讓搞產業的那些人登場唱戲。
不支持產業政策的同志認為，上臺唱戲的那幫人凈特么瞎唱！
胡秀山屬于中間派。他既認為臺上的大多數搞產業的都是瞎唱，又認為還是得讓人上臺唱。所以胡秀山繼續問道：“既然蘇聯已經轉入了戰爭模式，他們難道沒辦法執行《論持久戰》中的觀點么？”
“我在腐敗還是進步的部分講述了我的看法，蘇共的首要目標是蘇共的勝利。在抗擊納粹德國入侵的過程中，蘇共的勝利就是蘇聯的勝利。蘇共的失敗就是蘇聯的失敗。但是，蘇共能否把握好這個度，決定了蘇共勝利的速度。”
說了自己的看法，李潤石有些失望。他抽出煙點上，緩解了情緒的激動，這才繼續說道：“何主席關注蘇聯紅軍反攻的后勤，是1種見微知著的視角。斯大林對于蘇德戰爭初期的戰敗有巨大的責任，所以斯大林非常期待能夠盡快挽回敗局。而蘇德戰爭的勝利與斯大林個人期待的勝利之間并不完全重合。”
這話其實很重，不過這是中華文明黨軍委的討論，李潤石也不會慣著斯大林，他繼續解釋道：“我國幾次戰爭中，我們的確考慮政治問題，但是絕不會因為政治的需求而扭曲軍事指揮。在戰爭爆發前，軍事計劃已經完全服從于政治需求與經濟需求，所以我們的軍事勝利才能成為政治上的偉大勝利。而斯大林則希望通過軍事勝利去彌補政治上的挫敗，如果上綱上線，這就是政治上的腐敗。”
何銳政府發起的每1次戰爭，軍委的同志們都是執行者，加上李潤石的描述非常精準，何銳政府是先經濟，再軍事，大家看到的是軍事勝利帶來的政治以及經濟上的全面收益，所以沒去細想。現在聽到新的領導者軍委副主席李潤石的講述，就覺得有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李潤石早就將這些問題考慮的清楚透徹，完全沒有絲毫如夢方醒般的感動，他繼續說道：“根據我們得到的情報，希特勒已經決定要與蘇聯進行持久戰，但是斯大林因為想挽回政治上的挫敗。只要蘇共中央沒有意識到戰略方面的錯誤想法，依舊期待速勝，蘇聯紅軍只會遭遇到更多的失敗。”
胡秀山對于未來中華文明黨的領導者沒什么特別的人選期待。追隨何銳近30年，胡秀山只是希望未來的中華文明黨的領導者具備戰爭方面戰略判斷能力。李潤石到現在為止的看法已經滿足了胡秀山所有期待，所以胡秀山只是點點頭，就沒有再提出什么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