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以北、淮水以南的揚州北部，在以往素以富庶著稱。
如今的淮南，用“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來描述最是恰當不過了。
這倒不是曹魏占據淮南后暴政所致，而是源于多年的刀兵不休，導致黎庶多有喪亂與遷徙避禍的結果。
如生性驕奢淫逸的袁術割據淮南時，便橫征暴斂,以致江淮一帶黎庶多饑死，人相食啖、白骨委積。
待袁術罪有應得滅亡后，原屬麾下無所依、各自為政。如孫策所置的廬江太守李術攻殺揚州刺史嚴象，令梅乾、雷緒、陳蘭等皆聚眾數萬依險自守。
江淮綱紀無存，黎庶百姓朝不保夕，唯有依附豪帥遁入山林或避禍他方。
赤壁之戰后,天下局勢大致顯朗。
魏武曹操開始經營淮南之地，以劉馥為揚州刺史,建立州治、施善政屯田養民，故而遁入山林的黎庶多有歸來。而聚眾江淮拒不臣服的豪帥，則是被夏侯淵督兵攻破，有的兵敗身亡，有的攜兵挾民改投他方。
如廬江雷緒，便率兵卒及其家屬五萬多人來荊州，投奔剛奪得荊南四郡的先帝劉備。
只不過，幾經喪亂的淮南，并沒有就此令黎庶安居樂業。
襄樊之戰前，江東與曹魏多有在淮南爆發戰事。
時魏武曹操多番用兵于雍涼與漢中，且自忖水軍難與江東爭鋒，便以難救援水網縱橫的淮南為由，不顧蔣濟的諫阻，強令江淮之民盡數遷至淮北，以免為東吳所用。
此舉令劉馥的多年心血毀于一旦。
窮數年善政，劉馥方為魏國增加了十余萬黎庶聚集在壽春一帶。
但曹操的徙民令一出,這些黎庶皆恐淪為淮北豪右的僮客、官府屯田的奴仆，故而皆舉家逃亡入吳國，聚集在廬江郡皖城等地。
亦是說，如今的合肥至淮水一帶幾無百姓定居。
如此狀況，也給予了江東在此番陰襲的調度中遣偏師入淮南，無需擔憂被黎庶發覺而驚動魏軍的便利。
這支偏師入淮南的意圖，并非參與攻打合肥抑或圍困壽春城。
且不歸陸遜抑或朱桓節制。
乃是奉吳國太子孫登之命，建業出發渡過大江抵達對岸的全椒縣江淮丘陵，兵鋒直指介于合肥城與陰陵縣之間的平原地乃是魏國曹叡先前詔令再復魏武曹操時的屯田制，讓胡質與夏侯獻在揚州所設的屯點地。
亦是說，這支偏師的意圖乃是趁著秋收剛罷、魏國屯田的糧秣未轉運他處時前來劫掠物資以裨補軍用。
且也算是策應了孫韶與張承部，一并分擔魏國青徐二州的援軍南下合肥。
更準確而言，乃孫權帝王制衡心術的彰顯。
因為他已然年過五十了。
培養儲君的潛邸之臣、為儲君日后繼位安穩過渡等綢繆，也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
畢竟，天下喪亂多年，人心早就不古。
就連仁義之名傳唱四海的昭烈劉備，在崩殂后都有南中各郡叛亂之事發生。
孫權再怎么自負，都不可能覺得自身比昭烈劉備更得人心，更不敢將孫姓基業傳承的冀望寄托在江東群臣的忠貞上。
是故，他遣諸葛恪與陳表兩部為陸遜大軍前部后,還讓如今在建業監國的太子孫登，將其他潛邸臣子也派往淮南歷練一番,沾點功績、搏些軍中聲望。
孫登所掌的兵權并不多，除去戍守京都的必要兵力外，僅能擠出兩千余將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