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也要考慮到大明立國后對蒙元的一貫態度，如果輕易就改弦更張可能造成的巨大影響。
這就是魏廣德現在對隆慶皇帝心理的分析，既想和解又擔心國內反對之聲太盛，進而影響到自己的皇權穩固。
而在剛才，內閣幾人分析此事時，魏廣德“不經意”間就透露了這點想法。
所有表達對態度的奏疏，都是被隆慶皇帝留中，所以很有可能，最后讓皇帝下定決心的就是看那邊支持的人多。
現在聽到李春芳重提先前魏廣德的猜想，高拱只是思考片刻就答道“此話有理，最關鍵此時若真看朝臣的意見，我等閣臣這五票算是投不出去了。
因此，我們更要拉攏每一個朝中三品以上官員和勛貴，以獲取他們的支持。”
之所以這么說，其實高拱已經是按照皇帝召開廷議的模式來對待此事。
在明朝，處理政務主要有三種形式，分別是圣裁、閣議與朝議。
圣裁即“宸衷獨斷”，是皇帝個人進行決策，這種方式在傳統和法理上都是最重要的決策方式。
明代的內閣在初期也是皇帝的非正式的顧問機構，與以前的尚書、中書、樞密等性質相似。
之后，內閣逐漸成為正式的機構，但其主要任務仍然是為皇帝咨詢，協助皇帝處理政務。
明代初年皇帝經常參加內閣的集議，但自成化以后就基本上不參加了，只有孝宗還偶爾召見閣臣。
在明代，章奏的轉呈與皇帝的批答乃至于最后發抄生效，都必須經過內閣，內閣進行票擬時，閣臣要集議，即閣議，形成共識。
自英宗之后，皇帝怠政普遍，內閣的票擬成為皇帝決策的最重要依據。
雖然內閣票擬須經皇帝批紅方能成為決策，但沒有內閣票擬的中旨傳出被視為不符合程序，六科可以封駁，因此在某種程度上說，皇帝只是執行了閣議的決定。
中國向有“大事必集議”的傳統，即君主和大臣集體議論國事，以尋找解決問題的辦法。
秦漢時期已發展出了一套皇帝和羣臣討論決策的機制，這種機制到了唐代更加成熟，到了明代已經發展成為廷議，也就是集議。
根據決策的內容、參與人員和集議地點的不同，有朝議、閣議、廷議、部議等形式，但其實都算廷議的一種。
其中部議主要是六部將皇帝交付的有關本部的奏章，進行部內的討論和議決，提出具體處理意見。
閣議主要討論超越六部和九卿職權所轄的政務，提出對策，大致而言，閣議討論的是國家日常政務中出現的問題。
更為重大的決策則須提交廷臣集議，即朝議、廷議。
所有這些集議的結果都需上奏，由皇帝做出最后裁決。
做為商議重大機要決策的廷臣，則是指朝會上有資格進殿的那一小撥人，也就是朝廷三品以上文武官員。
雖然不管是廷議還是閣議，最后的結果都需要皇帝“圣裁”，但因為明朝中后期獨特的政治體制，皇帝對于閣議和廷議的結果，一般都不會反對，而是會選擇認可，因為這代表朝廷的決議。
應該說，魏廣德做出皇帝可能希望通過廷議來確定對蒙古的態度，對內閣幾人來說都是最為不利的結果，這意味著他們無法在這件大事上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