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正宗的羅馬老貴族，郭康要做的，當然是堅決和這種行為對抗，捍衛父權制度。
這對于羅馬來說，也是沒法避免的。
做個對比，就能看出來其中的原因。
在中原，社會制度的建立，是基于一些基本原則，或者說基本共識，然后組織起來的。這種類型的社會秩序源自周公的時代，被后世稱為“禮制”。
到漢朝，禮制的核心，被儒生們總結為“三綱”、“五倫”等概念。三綱，就是君臣、父子、夫妻三種關系；五倫，就是在此基礎上，增加兄弟和朋友。儒家認為，這是最基本的人際關系，雙方彼此之間，相互承擔責任，再以此為基礎，構造出復雜的社會關系網絡。
如果這種雙向責任不復存在，那穩定的人際關系也就不復存在了就像歷代國君都盡力強調臣子責任，但大家其實還是非常看重君主責任一樣。如果君主真的履行不了職責，那無論怎么說教，也肯定會被人拋棄的。
對于具體的條目，和責任的內容，不同學說之間會有爭執，這是很正常的現象。比如，墨子就認為，孔子的那套禮制，過于抬高婦人。
在非儒篇里，墨子就指責儒家的迎親禮儀按儒家編訂的制度，娶妻要丈夫親身迎接，穿著黑色下擺的衣裳，像個仆役一樣為她駕車；手里拿著韁繩，把引繩遞給新婦，就好像敬奉父母一樣；婚禮儀式威嚴隆重，宛如承辦祭祀的大禮。這顯然是顛倒了上下關系，悖逆了對父母的禮節，違背了孝順的要求。
早期儒家把夫妻關系作為“六德”之首，按照后世發現的戰國簡牘，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實際上應該是“夫夫、婦婦、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不知道誰把順序換了，還刪了倆
當然，這種理論一直受到內外的不斷質疑。墨子認為儒家在夫妻禮儀上嚴重過度，也不是憑空指責，后世儒家自己開始調整了。
但無論具體內容怎么改變，重要性如何調整，這種秩序本身是必須存在的。因為社會關系的維持，就是依靠相互之間的責任。責任不存在了，關系本身就瓦解了。
在郭康那個時代，人們實際上搞不清，到底應該維持夫婦與家庭關系，還是應該把它拆解掉。這種思路混亂的結果，就是既想要家庭的好處，又想拆解家庭來顯得自己更進步。
最后的結果，就是轉而主張用簡單的財產關系，替代之前復雜的權責機制，來衡量和維持家庭。
但問題是，財產關系太弱了，其實沒法維持家庭的存在。或者說，家庭這種組織，就不是投資的好選擇真想要進行投資，大家組織個正經的商業企業不好么。
自己結婚的效率，肯定不如買個配偶；買的效率，又肯定不如租一個。所以為了財產的效率最大化，應該通過短期租賃的方式，來產生后代、以及滿足各種相關需求。這和家庭本身，不就矛盾了么。
那家庭的意義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