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另一方面，在面對戰爭和水患的時候，任何決策錯誤都是致命的。而且，往往也沒時間去討論和更改。同時，因為決策者權力高度集中，所有的誤判都會被放大，招致嚴重的后果。因此，一旦決策者出現嚴重問題，就需要用盡快的方式把他排除出去，而這種最高效的方式，往往就是通過肉體消滅實現的。
無論是信陵君救趙，還是項羽破釜沉舟，為了奪取兵權，都采用了直接擊殺原本將領的手段。但之后，這些故事卻被傳為美談。其中的邏輯，自然也是不難分析的。
因此，在外人看來，中原政權的運轉過程，可能顯得十分酷烈。平時的管制十分嚴格，而一旦出事，立刻刀光劍影。
這種特點，也沒法拿單純的“好”、“壞”來判斷。因為人類社會和自然界一樣，很多時候沒法定義“先進”“落后”，只能用“適應”來衡量。既然其他方式適應不了黃河，那就只能這樣了
而中原的政治哲學，也都在體現著這兩個方面。
比如最典型的儒學，其實有兩部分。就像孔子強調社會關系時，總是成對說一樣，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關系也是共同存在的。
一方面，理論中主張，所有人平時都要遵守規則，在禮制的約束下活動；另一方面，它也不斷強調，能力不合乎要求的人要趕緊離開掌權的位子。
在孔子的時代，這種表達還比較溫和，只限于對大小貴族的要求，對于社會頂層和底層沒有涉及。
到孟子的時候，隨著“士”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對普通人也有了要求；而對應地，能力考核的范圍也擴大到了君主，產生了“誅一夫”的理論，要求用暴烈的方式淘汰不合格的統治者。
后世統治者當然只想要其中一方面。這一點從傳世典籍的流變里，能夠直接看出來。
后世人曾經發掘出了戰國時代楚國的儒家簡牘，與大戴禮記曾子立孝的相同段落進行對比。結果發現，簡牘里說的是“君子之立孝，愛是用”，而傳世文獻里則成了“忠之用”。孝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也是若干禮制的基礎，結果把基本定義都給改了。
后面的文字里，簡牘中列舉了對于君、臣、父、子、兄、弟六個方面的要求，但傳世文獻里，對于君、父、兄的義務都被刪掉，只剩下三個了。類似地，簡牘里“孝而不諫，不成孝”這樣的，整句都不見了。
但問題是，中原的哲學非常注重實用，并不是憑空架構的神學體系。這些理論是對于客觀現實的描述，把它們刪了，也不代表需求會跟著消失。古人嘲諷說“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這種行為，最后也沒能讓任何一個王朝哪怕晚滅亡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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