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璐方才所念的四句詩文卻是老君變化無極經的最后四句，這老君變化無極經本是道教正一道中典籍，是漢魏南北朝時涌現出的一大批托名老子、老君所著的道經之一，比如老君變化無極經、太上老君開天經、太上妙始經、太上老君虛無自然本起經、老子變化經、老子化胡經、文始傳等，這些道經的內容大同小異，都是神格化老子，以老子變化無常為中心，遷附歷史上各種人物，將其納入道教理論系統的宗教典籍。
與唐宋以后人畜無害，脫離現世，組織松散，放棄對基層動員能力的道教不同的是，從后漢至唐的道教卻是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副模樣，從某種意義上講，當時的道教更接近與早期的基督教，伊斯蘭教，深入基層，組織嚴密，有著高度的組織動員能力，目標為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王國。其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黃巾軍和五斗米教，前者幾乎摧毀了強大的東漢帝國，而后者在漢末時期割據漢中，建立了割據政權。
五斗米教將信眾按照地理劃分為若干行政區域，然后在每個區域設置祭酒管理信眾，便如同世俗官員一般，而這些祭酒對信徒的動員控制能力，肯定遠非漢魏時期的地方官員可以比擬。而這五斗米教又叫正一道，由于其創始者張道陵自稱師君，信徒又稱其為“天師”，所以后世稱其為天師道。
史書上記載，張魯割據漢中之后，以鬼道治民，若有犯法之人，則原諒三次之后才行刑，用祭酒而非官吏來治理，百姓十分高興。這并非偶然的，古代漢中地區屬于巴蜀的一部分，當地從遠古開始就崇信鬼巫，崇尚浪漫松散的文化與盛行禮樂儒法的中原文化迥然不同，而張道陵創立五斗米教時就吸取了大量鬼巫文化，治下松散，而沒有中原大一統王朝儒法待下的嚴苛，自然更得到當地民眾的喜愛。
其后即便是外部勢力建立的川蜀政權也必須對本地的天師道領袖做出一定的讓步，比如氏族流民首領李特建立成漢政權之后，就冊封范長安的祖上范長生為宰相，免予其“鬼卒”勞役賦稅。
道教擁有了如此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自然會引起世俗政權的敵視，南梁大臣劉勰在其滅惑論一書中批判道教“運鈍則蝎國，世平則蠹民”、“是以張角、李弘，毒流漢季；盧循、孫恩，亂盈晉末”，其中張角、盧循、孫恩都是歷史著名利用宗教起義作亂之人，而李弘何德何能，能與以上三人并列呢
如果更詳細的翻閱漢魏晉史書，就會發現當時以“李弘”為名的宗教起義領袖實在是太多了，僅僅從東晉明帝天寧二324年到北魏孝明帝武泰初年528兩百年時間里，史書上明確記載的“李弘”起義就有九次，其發生地遍布全國，沒有在史書上明確記載的只會更多，顯然，不可能有一個叫李弘的人活了兩百多年，流竄全國各地，不斷發動起義，難道這只是偶然嗎
這就要在當時流行的諸多道教經典中尋找原因了，在這些經典中，李弘乃是老子的化身，即老子西出潼關化胡成仙之后，其在人世間行走的化身便名叫李弘。于是乎，從漢代開始，道教中便有“老君當治、李弘應出”的讖語，而東漢后期黑暗的政治環境和魏晉南北朝的紛亂狀態，自然更增添這種彌賽亞式樣預言的吸引力。人民越是對現實政治失望，就越是寄希望于那位“老君化身”來到世間，建立一個太平盛世，脫離現世的苦難。
看到這里，應該就不難理解范長安等人對天子給自己的兒子起名李弘的憤怒了，皇帝把自己的兒子起一個未來救世主的名字，叫他們如何忍受的了作為范長生的后代，他們與當時的天師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雖然李家在登基為帝之后，尊老子為自己的始祖，尊崇道教，但李家尊崇的道教卻和范長生他們信仰的天師道是兩回事，南北朝時期，北朝有寇謙之、南朝有陸修靜對天師道進行了改革，他們的改革雖然各有不同，但大體來說就是放棄了當時道教對教眾控制和基層組織，換取世俗政權對天師道上層的賞賜和官職，從那以后，天師道就成為了世俗國家的一部分，自然就沒有之前那種戰斗力和攻擊性了。而在范長安等人看來，這種新道教不啻是一種異端和背叛，自然是嗤之以鼻。
“李弘在不在成都我不知道，但肯定不是長安宮城那位”范長安冷笑了一聲“妄人不畏神靈，自有鬼神咒他，我等靜待便是”
“不錯”王璐笑道“那我等現在做什么呢”
“我等行事當順勢而行，此番來成都，我們就是幾個鹽商，在商言商便是，別的一個字也不要說，不要提”
青海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