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話，再次讓所有人的視線聚集到了會議室后面的常浩南身上。
只不過這一次，他已經幾乎感受不到眾人目光中的懷疑了。
清了清嗓子之后，常浩南說出了自己的具體計劃
“現在我們面對的風險主要來自于，不確定計算機模擬出來的結果與現實情況差距有多大，因此完全可以分兩步進行驗證。”
“副翼效率的計算本質上是一種流場分析，所以我們首先選擇一個確保試飛安全的工況，比如12倍音速、10°仰角，然后由我來計算出這種情況下機翼表面的流場分布，然后進行一次試飛。”
“如果這一次試飛得到的結果和計算結果的吻合度符合要求，說明計算結果的精度沒有問題，下一步就可以激進一些，直接在發生副翼反效的工況點附近進行試飛”
這個想法其實還是受到了之前603所的啟發，后者在驗證主動顫振控制技術時，也是用類似的方式分成兩個步驟，在加快驗證進度的同時把風險控制在了可以接受的范圍內。
當然，說是可以接受，但終究是不如最保守的逐次逼近法穩妥，還是需要身為總設計師的楊奉畑承受一定壓力的。
這邊常浩南的話音剛落，旁邊不遠處就有一個看上去很年輕的工程師開口詢問道
“這個辦法在理論上確實可行，但是你的第一步，驗證你計算出的帶彈狀態下機翼上表面的流場情況，應該如何進行”
由于90年代的傳感器技術還不夠先進，所以很難實時測量整個機翼表面的流場分布情況，很多時候都需要通過試飛員的主觀感受進行判斷。
風洞模型倒是可以，但還原度終究不能跟試飛相比。
只不過這個問題甚至沒需要常浩南回答。
“趙工程師剛加入工作兩年，所以有些事情可能還了解得不多，咱們601所倒是早就有解決這類問題的經驗。”
這次開口替常浩南解釋的竟然是那位老工程師徐進。
實際上他對于數字化設計本身并沒有什么偏見，畢竟搞飛機設計的人不可能真是什么老古董，只是單純覺得林示寬他們幾個人光燒錢不干事而已。
因此他在剛剛看到常浩南帶來的報告之后，就非常好奇對方可以做到什么程度。
“之前搞殲8b的時候，顧委員就是靠著在機身上貼毛線觀察機身表面的氣流情況，解決了困擾我們很長時間的抖振問題，現在完全可以再用一次一樣的辦法。”
院士這個稱呼是1993年10月才開始出現的，此前一直叫做學部委員，因此年紀比較大的人一時間改不過來也很正常。
常浩南看了看不遠處滿臉期待的徐進，笑著繼續補充道
“徐工程師說的沒錯，可以在機翼表面選幾個有代表性的點位貼上毛線，再找一架雙座飛機在旁邊伴飛，這樣就能很直觀地觀察到對應位置的氣流情況，等試飛結束之后再跟我的計算結果進行對比就能得出結論了。”
而認可這個思路的自然也不只有徐進一個人。
“分成兩個步驟這個思路倒是跟鎬京那邊前段時間申報的那個先進成果有點像來著”
眼見會議室里已經有人提到了603所的事情，楊奉畑也順勢開口道
“實際上在座的各位可能不知道，603所剛剛申報的那個成果，主要完成人正是常浩南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