寶元二年年初，公元1039年二月，西夏國主李元昊兵分兩路進攻大宋。
一路由野利遇乞領約四萬余人佯攻涇原路，另外一路則他親自帶領，約八萬人進攻環慶路。
此戰當中，涇原路經略使王沿，命涇原路副都總管葛懷敏，涇原路鈐轄高繼宣等人，分別御敵，將敵人攔在鎮戎軍外。
恰逢環州部署種世衡領兵來救，在小規模接戰當中，西夏軍與宋軍互有勝負，等到種世衡的軍隊到來，野利遇乞就只能被迫撤出鎮戎軍，收縮兵力敗退。
種世衡截斷了西夏軍退路，與葛懷敏、高繼宣夾擊野利遇乞。雙方在懷德、石門、寧安、天都等地爆發大戰，黨項死傷數千，兵敗退出兜嶺隸屬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同心縣。
這一戰除了種世衡、葛懷敏、高繼宣等將領勇猛作戰以外，還涌現出了不少厲害的中下級軍官，如德順軍指揮使和斌、環州都巡檢使武英以及涇州駐泊都監王珪等。
其中這王珪堪稱猛將，一人殺入敵陣，如入無人之境，斬敵將數人，敵騎三十余人，更是只帶了十多名隨騎，追著西夏四百多一營騎兵跑，威震西北。
而環慶路這邊也順利擊敗西賊，元昊試圖破栲栳寨，阻攔延州援軍的計劃被破滅。張亢援軍疾馳而來，通過火器狠狠地打擊了西夏賊軍，一戰當中，殺敵一萬余人，攻打栲栳寨的西賊死傷過半。
若非李元昊跑得快，再加上他后方還有三萬預備役，及時接應了過來，恐怕就連李元昊本人都得死在這場戰斗當中。
進攻金湯城的野利旺榮也沒討到好，環慶路轉運使兼都部署滕宗諒讓環慶路馬步軍總管曹琮、副都總管趙振領步騎三萬前來馳援，配合盧德勤狠狠地敲了野利旺榮一記悶棍。
再加上其余諸州宋軍馳援，十多萬西夏大軍很快就被三路宋軍約三十萬部隊夾擊、包圍、擊潰。
特別在李元昊大敗之后，西夏軍抱頭鼠竄，狼狽地逃回關外。
這一戰事后統計，宋軍僅僅以損失了不過兩三千人的代價，卻大敗西夏軍隊，讓西夏軍隊死了近兩萬人，傷者不計其數，可以說是大獲全勝。
戰后范仲淹統計傷亡，計算功勛，把戰報迅速分成兩份，一份送往汴梁，另外一份則送往四川。
此時趙駿還在成都府路，實際上他目前考察底層已經差不多，根據他的調查，如今大宋各路各州，平均70以上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戶手里，7左右的人口占據了85的土地，貧富差距非常大。
宋代是歷朝歷代當中土地兼并最嚴重的朝代，別的朝代往往是晚期才會這樣，它卻是從開國到滅國土地兼并都非常嚴重，即便是仁宗朝距離開國才七十多年時間。
以至于續資治知通鑒長編當中記載了宋仁宗時期的土地兼并情況，用一句話概括就是“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
要知道民國時期，偉人調研湖南農村的時候，也不過是65的土地集中在地主富戶手里，8的人擁有70的土地，從這里就能夠看出來宋朝的土地兼并，已經比民國還要嚴重了。
另外土地的管理制度屬于典型的封建管理辦法，南方地區土地基本上由地主、豪紳、富戶、鄉賢、宗族管理，其治下的雇農和貧農往往70左右的收入被當做地租抽走，有些地主富戶只抽50，都算是良心地主了。
這一點倒是比民國強，民國是80以上。
問題是民國時期已經引進了土豆、紅薯、玉米等高產農作物，即便主要糧食被收走，通過田地的邊角料種點紅薯，貧農還能勉強維持一下生存。
可大宋是沒有這些農作物的，只能靠稻米和小麥維生，剩余30的收入，根本吃不飽，常常餓得面黃肌瘦。
一旦遇到災荒年月，那是真的成片成片的死人。
所以說大宋能活下來真就是個奇跡了，土地兼并那么嚴重，造反起義那么多，居然不是內部起義滅亡，而是被外敵消滅。
可見它的稅收制度以及三冗情況，真就既是要命的毒藥，也是救命的良藥。
“唉”
成都府漢州衙門，正在這里考察當地情況的趙駿坐在桌案上，手里拿著毛筆，寫下了一些東西，忽然停住，忍不住嘆了口氣。
這是衙門后院的書房，趙駿每到一地，若是遇到貪官污吏，便就處理掉，霸占對方的公房。
若是遇到好官，那就和對方擠一擠，反正官府衙門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