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翊鈞在懷疑胡峻德和李樂在演戲，他們作為松江府的大當家，有點太軟弱了。
他懷疑這也是一出制造罪孽，而后歸罪于受害者的戲。
這是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不僅僅在英格蘭、在西班牙、在大明，事實上，在大明觀測到幾乎所有的地方，都普遍存在。
比如，安南人每年都會入鎮南關，砍甘蔗賺取勞動報酬，這個過程中，大明人會把勞動報酬給了帶人出來的大把頭，而大把頭通常會進行克扣，而且克扣的份額極大。
當這些大把頭，無法向大明人推罪的時候，通常就會開始歸罪于受害者的力役。
干活不認真、無故休息、閑聊、頂嘴、不服從管教、干活沒干好、沒干完、勞動工具損壞等等，理由極多，都是為了克扣勞動報酬尋找合理的解釋。
制造罪惡的人，往往大聲的指責受害者有罪，而受害者因為種種原因，通常無力進行反駁。
就像朱翊鈞看到的場面，這些個棉紡商賈的商總們，多么的耀武揚威，多么的霸道，甚至從心底里瞧不起這些為他們創造了價值的勞動者們，而幾個把頭，伶牙俐齒的匠人，面色通紅的爭辯著。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也很簡單，從矛盾說的角度去看，很容易一目了然。
人的認知，是矛盾的，也是割裂的，最終必然形成認知上的悖論。
人們一面說人定勝天，一面又說天意難違；一面說金錢不是無所不能，一面又說有錢能使磨推鬼；一面說好男兒寧死不屈，一面又說大丈夫能屈能伸；一面說在天愿作比翼鳥，一面又說大難臨頭各自飛。
具體到匠人的身上，他們一面掙扎在勞動創造的價值，絕大部分被朘剝的痛苦之中，一面又要感謝這些工坊主們提供了生產資料、工具、場地，提供了一份稍顯體面，可以養家糊口的差事。
這種矛盾的認知，再加上以偏概全的話術，讓匠人就只有兩個選擇，要么老老實實的干活，過一天是一天，要么拿起了錘頭，錘爛這個糟爛的世道。
操戈索契、占廠、殺東家全家、田兵聚嘯攻破瑞金三縣縣城等等。
這兩種極端的走向，對大明朝廷而言，都是不能接受的，朝廷的職責是調節各階級之間的矛盾，顯然極端的選擇，讓朝廷很難去進行調節。
朱翊鈞就是過來看看，他沒有干涉府衙和富商巨賈們的交鋒，沒有交代胡峻德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任何不必要的交代，都會讓事情變得更加復雜。
這也是祖宗成法，太祖高皇帝朱元璋寫在大誥里的話。
洪武十五年八月，征南將軍傅友德、右副將軍西平侯沐英，征伐云南，二人打了一段時間，就寫奏疏回南京，詢問接下來該怎么做，如何設立防守城池、防止諸夷復叛、如何在云南設立軍屯衛所等等問題。
朱元璋回了一句：萬里之外，豈能周知？若軍中便宜，則在將軍等自處置也。
朱元璋原話的大概的意思是：問個屁，一來一回大半年了，黃花菜都涼了！自己決定，咱只要云南！
吳元年，徐達和常遇春開始了收復舊山河的北伐戰爭，臨行前，朱元璋又叮囑了一番說：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將軍其思之。
意思是不用事事請命，不要貽誤戰機，當斷則斷，不要太死板教條，打贏才是最重要的。
朱元璋在大誥里留下這兩份祖訓，就是告訴后代皇帝，沒有十二成把握，這么做一定會讓事情按照自己設想而發展時，就不要用不容置喙的、武斷的、朕意已決的口吻，直接命令對方具體要做什么。
因為你不是他，你不完全了解那個情況，更不了解他們的處境和面對的困局，這種指令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
朱翊鈞離開了松江府衙趕回黃浦江行宮的時候，一直眉頭緊鎖，他對同坐在車上的馮保說道：“馮大伴，朕怎么覺得朕被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