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老的東方，曾經存在一種名為“測字”的占卜法。
尋求占卜的人寫下一個字或者按照特定順序排列的幾個字，然后請卦師進行解讀。
這種方法本身就建立在中華地區“文字崇拜”的傳統之上的。傳說倉頡造字之時，“天雨粟，鬼夜哭”，便是反應古代先民對“文字”的信仰與敬畏。在這個區域里，“文字”被認為是神造、天授的東西，當倉頡創造了人類的文字時，鬼神就不再享有壟斷“天機”的大權。
“文字”之中既然有“天機”，那么就自然可以“被解讀”了。
做測字的算命現實就是干這一行的。
當然，在概率論還固若金湯的古代，所有的算命術本質上就是察言觀色的博弈。“測字”本身更是“語焉不詳的預言幾乎必定應驗”的典范——因為只有一個或幾個漢字，測字者可以通過增減筆畫、拆解文字等多種方法隨意解讀。不管怎么解，總會有一款適合那些問前程的人。
而“言靈信仰”也是類似的。用更白話一點的方式來說，所謂的“言靈信仰”，就是“語言崇拜”。這種崇拜廣泛存在于東亞東北地區、北亞與中亞薩滿教，以及日本神道教之中。所謂“言即事，語言即事實”——比如說，一個人的名字就等若是那個人本身，名字被奪走，就代表這個人本身的存在被奪走。
這種文化現象在近古代的許多日本神話題材的文藝作品之中都有體現。
這種文化現象也不止存在于泛靈論信仰依舊存留的地區，它曾在全世界的古老宗教之中廣泛存在過。
從非洲神話到現代奇幻，都有“惡魔的名字”這種設計。
神話學研究者恩斯特·卡西爾曾如此形容：“自我們生命誕生之日，自我們意識之光乍一閃亮時，語言便與我們形影不離，它伴隨著我們智慧前行的每一步驟，人不可能離卻這一媒介而生存。因此，語言宛如一種精神的氣氛，彌散于人的思維與情感、知覺與概念之中。”
在東亞大陸地區，宗教信徒已經通過辯證式的吹逼，讓宗教的逼格在文字之上——所謂“不落文字”“不立文字”“不可云”“非常道”之類的玩意便是。
但是在日本島上，語言始終是貫穿人與神的媒介。
近古代有這樣的記錄，在某次日本大地震之前的一秒鐘，某位公眾人物正好說了個地震有關的話題。地震發生之后，這位公眾人物就遭到了鋪天蓋地的謾罵，認為他需要向地震災區致歉。
盡管大多數人不會這樣認為，不，應該說大多數人理智上不會覺得真的會是一個玩笑導致了地震，但是“文化”卻驅使著他們情不自禁的將這兩件事聯系在一起，驅動他們產生憤怒的情緒。
這在大多數地區，都是不可想象的。
“言靈信仰”，“語言崇拜”，是如此根深蒂固的存在于這個地區。
此種文化，便催生出了與測字相似的“占卜術”。
“隨便什么詞……”神父捏著鼻梁思考了片刻：“‘夏吾’？”
京都純子的目光瞬間變了：“你所說的詞匯，其所指之物，正是事情的關鍵。仔細思考一下，你方才所思所慮從，大體正確，但要注意自己心中閃過，卻又被否定的那一點靈感。”
說完之后，京都純子閉上嘴巴。
神父看著京都純子，等了片刻，問道：“完了？”
京都純子點了點頭。
“就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