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濤認為這一點才是宋朝最值得夸贊的地方，允許不同聲音出現、不以言獲罪、不搞人身毀滅的終極大招兒。在殘酷的政治斗爭同時，保住了人性中好的一面兒，盡量抑制住人性的惡。
也正是因為王安石、李公麟都是知識分子性格，所以他們才有心情和自己這個瘋駙馬討論國家大事，且不認為這是對牛彈琴。
因為純粹的知識分子有個非常明顯的屬性，他們愿意講道理，尤其是和同類講道理。能用道理說服別人在他們眼中是最高的成就，誰不服就抓起來逼著人家低頭，在他們眼中就是臭流氓和人渣，很沒德性。
這次洪濤沒給兩位高官留任何顏面，他本身也是一個愿意講道理而且口才不錯的大噴子，也有一套自己的理論和世界觀。只要和對方有碰撞，那必須口吐蓮花把對方說服為止。
而且他研究過南宋朝廷的弊端，并針對其進行過徹底的改變，還取得了不錯的效果，所以噴起來就更言之有物、更有針對性和更具說服力。
當然了，這個話題太大，哪怕是其中的某個具體小問題，想完全說明白也不是兩三個小時能做到的。
今天的主要戰場基本都在青苗法上，這也是新政中最被人詬病和最難區分好壞的一點。不管做為防守方王安石還是進攻方洪濤，都把這塊陣地當做了兵家必爭之地。
青苗法好不好？單就這部法規來講肯定是好，它確實減少了農民的負擔，還增加了國家的稅收。
但法規這玩意從來都是由人來執行的，宋朝有沒有執行青苗法的基礎呢？洪濤的回答是沒有！
從宰相到村里的小地主都是舊法的既得利益者，他們不會心甘情愿的從自己兜里掏錢幫國家解決農民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他們也就都成農民了。
人這個玩意，從古至今向來是用屁股決定腦袋的。原來農民租種地主大戶的土地耕種、借高利貸買農具牲畜，一切收益都歸地主大戶，也就是歸于士人階層了。
王安石的青苗法等于是讓農民向國庫借錢交利息，跳過了地主大戶士人這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他們能樂意才怪。
這時候還能指望他們去幫著實行新法嗎？他們只能一邊很不情愿的糊弄事兒，一邊想辦法給農民增加負擔，把他們損失的利益盡可能多的彌補回來。
就算是不打算從農民身上撈錢的官員，現在也不得不向農民伸手了。因為新法是朝廷由上至下強制執行的，還做為考量官員政績的硬性標準。
這件事兒做為現代人應該特別熟悉，因為它就曾真切的發生在我們身邊。當GDP成為升官的首要指標時，官員們會如何做就可想而知了。
越是心狠手辣的缺德官員就越是能想辦法獲得更多的政績，最終倒霉的還是農民。因為這些成績都是從他們身上割下來的，血淋淋的帶著熱乎氣被送進了國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