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在匈奴列傳中對景帝時期匈奴的入寇情況，簡單的概括為“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并將這樣的功勞歸功于“如故約”。
這話說的其實挺搞笑的，考慮到司馬遷畢竟是個文官，我們要原諒他對軍事戰略的生疏。
實際上，景帝初年“如故約”所帶來的結果。就是七國之亂的時候，趙國勾結匈奴打算一起造反，而匈奴也為之心動，只不過是七國敗的太快，糾集起來的兵力還沒來得及加入一起搞事，這才不得不悻悻然離去了。
而往前去看文帝時期，更是明晰和親的最后結果往往都會以匈奴一方的背信棄義而結束。
因為游牧民族甚至比農耕民族還要“看天吃飯”，強烈的不穩定性使得他們必須逐水草而居，必須時不時南下劫掠一番。
這是不可避免的生存之爭，不是你有所退讓就能換回和平的。有些人現在屁股坐歪，批判武帝，說他想把匈奴趕盡殺絕又有何必呢
你把這句話去和當時的漢朝人說去，對面不被你氣的當場拔劍要跟你拼個你死他活算我輸。
文明之間的生存之戰，哪里來的那么多沒必要的溫情
所以，景帝一朝匈奴無大寇，本質上依靠的還是劉啟采取了武力的方式來保衛邊境。
史書對于景帝“遂絕和親”之后，匈奴入寇的記錄只有三條，其中戰況最為慘烈的應當要屬中六年“匈奴入雁門，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馬。吏卒戰死者二千人”。
但這次戰爭所記載的士卒戰死的數目，也不過兩千人，對比文帝時期“萬余人”的數目已經減少很多了。
而匈奴入寇甚至只為了取苑馬，這一點也可以與景帝在西北邊疆廣設馬苑，改漢初鼓勵民間養馬的政策，為官方機構直接養馬的措施相對照，說明當時馬政的繁榮。
這樣官方下場養馬的措施，使得管理力度大增的同時，馬匹的數量、質量也得到大幅度的提升。
至此，西漢國家的軍馬生產才初具規模，足以支撐起景帝對匈奴的戰略反擊，和武帝時期與匈奴之間簡直堪稱不死不休的狂暴的戰爭。
“官方機構直接養馬比鼓勵民間養馬會更好”
蕭何捕捉到了這一點論斷，但還沒來得及興奮起來，就被殘酷的現實所戳破了。
就現在國家這個財政狀況，哪里供得起官方機構養馬啊
他和韓信面面相覷，雖然也很想要騎兵的將軍都忍痛閉上了眼。
劉啟靠爹靠自己手上是富裕不少了，但他們依舊窮啊，窮到甚至抄不了作業
劉恒保留一下，不確定能學，先看看經濟能發展到什么地步。
是的，是反擊，也是景帝。
雖然對于景帝時期主動攻打匈奴的事跡，史記、漢書中均未花大筆墨記載，也未見有因擊匈奴而封侯的人才，但這并不代表劉啟沒有對匈奴展開報復反擊行動。
實際上，在李廣的傳記里面就有提到，景帝曾“使中貴人從廣勒習兵擊匈奴”，而后二年“郅將軍擊匈奴。酺五日”更是罕見的點明了是漢朝主動前去“擊”匈奴的，甚至考慮到劉啟竟然高興到下令酺五日，這場戰爭的結果應該還是勝利的。
此外，根據李廣蘇建傳，李廣應該也多次進入過草原出擊匈奴，而與之齊名的程不識亦當有不少出擊行動。
結合一下這兩種認識，我們大概可以推斷景帝中后期，漢匈之間的關系，處于一種微妙的戰略相持的狀態，漢匈戰爭進入了攻守平衡的階段。
除去武力支撐使得的匈奴入寇次數的減少，劉啟在斷絕和親之后也恍然發現了之前和親政策所帶來的一個客觀后果。
西漢朝廷通過和親、貢納以及關市，在很大程度上逐漸控制了匈奴政權的經濟命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