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朱元璋當叫花子的時候，要是有人搶朱元璋的那只碗，還不得被他恨死。
結果朱元璋當了皇帝后，倒是為了所謂的“海防”，直接搶了沿海眾多民眾的飯碗了。
朱元璋一下子站了起來，臉色被說得難看，但同時又很是難言。
而所謂的難看，也不過是因為實在“無言以對”的難看若是有人搶了他的飯碗，他必然不可能輕易放過
所以所以若是換位思考
馬秀英不由得嘆了一聲“重八”
朱元璋也是一聲嘆息“大妹子，咱大概是錯了吧。”
“有錯就改。”
馬秀英握住朱元璋的手“這有何難的。”
朱元璋哎了一聲，得到些許寬慰“大妹子說的是。”
不過話說回來，嘉靖年間，因為汪直既無法完全剿滅福建以及廣東的眾多海盜，同時又無法約束自己的部下襲擾沿海之行徑，于是最終造成了汪直與明朝之間的矛盾激化。
是年三月，明朝派遣官軍偷襲瀝港汪直。
之后汪直與明軍交火失敗，遂敗走日本，其中雙嶼港與瀝港相繼被毀，使海商的海上貿易網絡遭受重創。
而為此，汪直開始聯合各方海上勢力，大舉入寇東南沿海一帶當時“連艦數百，蔽海而至，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里”，這些地方同時告警
由此，因為這次海患自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年開始，于是也被稱為“壬子之患”。
漢朝未央宮。
劉徹嘖嘖兩聲，這因果緣由，可真是不太好說啊。
可以說，隨著倭寇之患，明朝海禁政策愈加嚴格。
從明初嚴厲的海禁政策，永樂年間海禁的松弛，到永樂后洪熙到弘治年間海禁政策的再強化，再到嘉靖年間的海禁政策高度強化這些政策對明朝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尤其是嘉靖年間嘉靖二年五月，日本藩侯的兩個朝貢使團在寧波為入貢資格問題爆發了“爭貢之役”，使很多無辜的明朝軍民被殺或被擄，“浙中大震倭自是有輕中國心矣”。
于是在此之后，明朝認為“倭患起于市舶，遂罷之”，并對日本“閉絕貢路”，實行更加嚴厲的海禁政策。
是以，朝廷接受建議，封鎖了沿海各港口，銷毀出海船只，斷絕了海上交通。
如此嚴厲的海禁政策下，遂導致民間私人海外貿易被視為非法行經，于是被迫走上畸形發展的道路，即被迫轉入走私和武裝走私，并出現了一些大的海上武裝走私集團如最大的，汪直的武裝走私集團。
雖然在嘉靖三十六年，即公元1557年，當時的浙江巡撫胡宗憲成功誘降了汪直，并在兩年后將其正法，但這場倭亂并沒有因為汪直的死而終結
因為明朝采用誘殺的方式，企圖撲滅來自海上威脅的做法，無疑失去了走私商人對明朝的信任，于是導致東南海患愈加嚴重，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即公元1566年，在戚繼光等將領的努力下，這場海患才最終得以撲滅。
“從嘉靖三十六年，到嘉靖四十五年”
朱元璋張了張嘴“這近乎十年啊。”
而如此倭亂的發生還不是最初
海禁政策竟是影響如此之大嗎
其實若真算起來，這次的海患前后一共持續了十五年，波及了整個大明海疆，沿海地區的經濟也由此遭到嚴重破壞。
朱元璋“”
不止是想嘆氣，更是不知道說什么好了。
這樣沉重的損失，使得明朝開始反思海禁政策是否有必要繼續施行。
于是這之后，朝堂之上開始掀起了一場關于是否開放海禁的爭論，也就是所謂的“籌海之爭”。
有支持的，自然也有反對的。
只是雖然反對開禁的聲音一直都存在，但是隨著明朝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開禁顯然已經迫在眉睫。
嘉靖四十三年，即公元1564年，福建巡撫譚綸以回籍守制，上陳善后六事，遂指出
“閩人濱海而居，非往來海中則不得食，禁之而私通如故不若官明通之，而制之以法，自通番禁嚴而附近海洋魚販一切不通，故民貧而盜愈起，宜稍寬其法。”
因此他請求朝廷允許有限度的開放海禁，這個主張在當時得到了明朝大部分官員的認可。
李世民不禁點頭，倒是不錯，堵不如疏。
其后，一直到隆慶年間，明朝政府再調整政策，允許民間赴海外通商，史稱“隆慶開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