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對運輸與農耕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馬。雖然馬也可以“牽犁耜，駕糞車，辟土沃田”，但在絕大多數時候，這些工作是由更溫順、更易養活的牛來完成的。
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出土的竹簡廄苑律表明，秦國曾為了大量孳息和使用牛耕，對養牛戶的牛進行肥瘦評比，主管養牛任務的田嗇夫會因此而受到獎懲。
東漢名士應劭把耕牛保有量視為國家強弱的標準，聲稱“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弱也”。
武則天當政時期，曾大購牛羊，“以廣軍資”。她的大臣張廷將耕牛視為社會運行的樞紐，指出“君所恃在民，民所恃在食，食所資在耕，耕所資在牛，牛廢則耕廢，耕廢則食去，食去則民亡”。
驢也是重要役畜。從宋明兩朝開始，役畜結構出現重大變化，與北方游牧民族的相互征戰，使得中原地區難以獲得來自北方的馬，加之隨著早期商品經濟的發展，農家更愿意選擇邊際效益更高的役畜。馬在農業領域中的重要性，隨之逐漸讓位于更易飼養的牛、驢等其它牲畜。
在宋人看來，驢固然沒有馬的速度和力量，但它“體幺而足駛，雖窮閻隘路，無不容焉”，適應性更強。若遇捷徑，其運輸效率甚至不低于“堅車良馬”。北宋畫家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共繪有牲畜91頭，其中僅驢即達49頭。
但飼養役畜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不同于化石能源。它不但是能量者，也是能量消耗者。
正是基于這一原因，大多數北方游牧民族都不得不受制于后勤，很難越過黃河以北的半農半牧地帶。
對于中原王朝而言，購置役畜不僅要花費巨資，而且飼養役畜的粗飼料往往同時又是燃料，勢必擠占土地和農業資源。
正因為役畜太貴，歷史上經常不得已以人力來代替畜力。東漢時期，家庭成員走向合居，以便節省養牛成本。魏晉時，又因牛疫流行造成耕牛減少，被迫大量使用人力。
可以說，正是因為有大量合格的役畜動力，舊大陸的文明才得以迅猛發展。
而作為反例，新大陸的印加、阿茲特克等文明，受制于缺乏合格的大型役畜，文明發展陷入停頓，終被外來入侵者消滅。而中國在明清人口爆炸性增長后，使用低廉的人力比使用役畜更經濟，社會、經濟和科技發展都陷入內卷化，也逐漸落后于世界。
可見，役畜甚至是能夠決定文明興衰的戰略性力量，無怪乎主角如此想要馴化一種合格的役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