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聲明《貳臣傳》編纂的必要性，便是要讓明清鼎革過程中的洪承疇、祖大壽、馮銓等人，與“純一無疵”的范文程有所“辨別”。
換言之，在提出上述判據以前，范文程就已經被確定為并非“貳臣”了。
這個判據并不都是乾隆帝拍腦門想出來的。
清前期關注明末史事的文人都一直面對忠誠觀念界定的問題。
在明清鼎革之際，人們面臨許多選擇，后人應該怎樣評述這種選擇，怎樣的選擇才是“忠”？
自全祖望以降，已有史家贊成把“是否在明末得官”作為一個重要指標。
只不過是大清的國史館對這一指標執行得非常機械，畢竟是皇帝親自批示的標準，臣下只能遵循其事。
只要有傳記的歷史人物曾入仕明朝，就要列入“貳臣”，進而導致一些在明朝仕宦不顯或事跡不多、主要事跡都在降清后，又或許是對清朝開國頗有立功之人，也被劃入了“貳臣”行列，如鮑承先，原來是明末為參將，降清后屢有戰功，官至秘書院大學士、張勇平定“三藩之亂”中立有大功，、衛周胤在明末為監察御史，清人入北京后授原官，后官至兵部侍郎等。
這些人列名史傳，原本是清朝對他們的表彰；然而乾隆帝修改標準，國史館機械執行，讓這些原本意在表彰的傳記列入“貳臣”，反而成了貶斥。
在這種情況下，《貳臣傳》的編纂變為一種無意志的機械工作，入選與否已經和忠誠觀念不盡相同，失去確立忠誠觀念“反面典型”的本意了。
同理，尚可喜與耿仲明也都是明末已有職位、繼而投清，故入《貳臣傳》。
尚可喜與耿仲明都沒有叛清，叛清的是尚之信和耿精忠。
這里也可以看到清國史館處理人物時的僵化之處。
耿仲明、耿繼茂、耿精忠三人，居然分列在《貳臣傳》、《大臣畫一傳》、《逆臣傳》三處。
至于吳三桂，是因為他入了《逆臣傳》，因為“三藩之亂”之故，就不再選入《貳臣傳》。
韋寶在現代的時候聽聞過不少關于明末和清朝的事，社會各界紛爭很多，比如清軍入關建立王朝是不是撿漏？
清朝是不是“三無”王朝，無明君、無名將、無名仕。
只是歷史就是歷史，無法更改，韋爵爺所能做的主要是兩件事：還原歷史真相，然后就是從歷史中汲取教訓。
稍微修正一下歷史，往稍稍好一點的方向發展，即便無法改變歷史大勢，至少能多保護一些在原本歷史中死于非命的老百姓也是好的。
況且，韋寶還能填補很多空白，這個時候的世界可不像是后世，到處都是人，其實這個時代，全世界的利用率估計連十分之一都不到，大把大把的空地沒有開荒，沒有人煙呢，這些都等著韋爵爺卻填補，這可不是改變歷史，這是填補空白，填補歷史空白，呵呵。
隨著努爾哈赤的一聲令下，山海關外的八旗兵大營之中不斷響起人喊馬嘶之聲，所有人一陣忙碌。
上萬大軍想立刻整隊出發是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