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鈺看著憤怒的李賢。
那種發自內心的憤怒。
如果稱呼李賢為儒學士，那是在罵他，應該叫他道學士。
因為大明的儒學士，更多是稱呼那些在社學和儒學堂讀書，剛剛讀完蒙學的人。
若稱呼李賢這位正經的科舉出身的大學士為儒學士，就像是在罵他小學還未畢業一樣。
但是李賢讀的的確是儒家經典，的確可以稱之為儒學士。
儒家的經典，對道德是有一定的約束和要求的。
這也是朱祁鈺不喜歡的一點，這種約束和要求，發展到了現在，變成了一種宗教性的東西，甚至僭越公權。
大明的這片土地只能有一個太陽！
但是無論什么樣的學問，亦或者正經的宗教的總經，都是勸人向善，這是招攬信眾的基本訴求。
那么這群連儒學士都嫌棄的重利盜跖，人厭狗嫌的東西，該怎么具體定義呢？
朱祁鈺笑著說道：“一群蟲豸！”
“蟲豸的下場只有死亡，不肯交稅的蟲豸，更加該死。”
朱祁鈺已經很克制了，作為一名皇帝，他到了南京之后，徐承宗去給他們開會，這算是朱祁鈺第二次好言相勸了。
他把一群膽大包天的家伙抄了家，砍了頭，殺雞儆猴。
如果還有人膽敢在大寒潮的時候，繼續僭越公權，謀求私利，朱祁鈺一定會讓大軍，將他們盡數抄家。
朱祁鈺從來不是個好人，而是個被罵作是亡國之君的惡人。
這一點朱祁鈺自己清楚的知道，而且認可，也希望大明上下清楚的認知，到這一點。
他是個無道昏君，別用槍指著他，真的會死。
他話鋒一轉說道：“但是我們無不注意到，也存在通過自己雙手來積累財富的人，也就是正常勞動，納稅而富的人。”
朱祁鈺在南京天天沒事溜達，看到了很多的手工戶，在努力的賺錢，養家糊口，這些人做生意，按時納稅。
大明有沒有研究貧富差距的人？
有，而且很多。
比如浙江監察御史陳以謹就曾上奏：「百年以來，末利大興，游惰成習。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余蓄，重以急征私求，愈不堪命。富者越富，貧者越貧。」
比如翰林院文林郎蔡羽上書陳言：「民之貧富，由來尚矣。富者起于勤，而貧者由于惰業。」
「故勤者日眾日樽，以至蓋其藏；惰者日荒日廢，以至于流亡。是故貧者役于富，流亡者庸于土著。」
「此利其利，彼資其力，亦猶農末相資，而不相病也。」
民生在勤，勤則不匱。
這個道理沒錯，但是把復雜的貧富差異問題，簡單歸咎到百姓是否勤勞上去，是片面的，是把復雜問題簡單化，這是官僚惰政的主要手段。
翻譯翻譯就是樹靶子。
關于貧富差距的思考，在大明的歷史上，比比皆是。
比如蘭陵笑笑生的神書《金瓶梅詞話》，里面對于貧富的描寫更多。
“所以，你究竟想問什么？朕已經用實際行動，給出了答案，蟲豸就該去死。你還想問什么？”朱祁鈺笑著問道。
李賢的十四問是一個很模糊的問題，他甚至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問什么。
他很疑惑，所以需要陛下解開一些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