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二人都能夠看出，本帖絹地和前面花綾隔水均宋時織物。此帖絹本的尺寸縱約二十幾厘米，橫有十四五厘米。故宮有象牙嵌木尺，是清代標準營造尺，以此測量與《石渠寶笈續編》記錄的“縱七寸六分橫四寸三分”完全符合。
卷上弘歷題寫帖文，年款庚戌，即乾隆五十五年。后邊文徵明、王榖祥、彭年、胡汝嘉等跋及諸家印記無一不齊。
文徵明跋指出：右軍書多寫絹地。此帖已刻入《絳帖》。帖上有騎縫“紹興”三小璽。還有附馬都尉王晉卿“妙絕古今”、“書畫印”和柯九思印。王、柯二君藻鑒最精，當為真跡無疑。
文徵明是書畫家兼鑒賞家，又是此帖的收藏與研究者，他寫下的鑒識具體而切要，研究價值巨大且意義深遠。
眾人先是欣賞了片刻，蘇先駿忍不住出聲問道：“難道這就是王羲之的真跡，怎么還是殘缺品呀？”
既然剛才王小先指出這幅作品是王右軍的平安帖，蘇先駿當然不會對王小先的鑒定結果有什么質疑。何況這幅作品是唐正山這位超級大佬拿出來的，更不可能是贗品。
唐正山瞪了他一眼，對于他這弱智的問題懶得搭理。
盤午的收藏當中，也沒有王羲之的《平安帖》，肖遙對這幅作品也很重視，仔細鑒賞一番，心情極佳。
自從和蘇先駿認識之后，兩個人的關系一直維護的不錯，每個人都有自己不擅長的地方，肖遙倒沒有嘲笑他這個明顯是外行人才會問出來的問題。
肖遙回應道：“你不會以為這就是王羲之的真跡吧？”
“難道這不是王羲之的真跡嗎？我是不是對王總的話沒有理解透徹？我現在越發的糊涂了。”蘇先駿撓撓腦門說道。
肖遙沒有耐心的給他科普，“《平安帖》前人著錄皆稱《告姜帖》或者《告姜道帖》，帖文有九行。此摹本僅存四行，缺少后五行帖文，確實有所殘缺，并非完整的帖文。
《宣和書譜》載王羲之《平安帖》有二，一是草書，二是行書，然只有帖名沒有帖文，是否與本帖有關不好確定。
時過一千六百年，歷經歲月變遷，王羲之直接手寫的原跡早已不見蹤影。就算在北宋時也只有幾件視為原跡，如米芾曾獲得的《王略帖》。
傳世的王羲之書跡有兩類，一是后人勾摹的墨跡本，二是石刻或者木刻的碑帖。
碑帖從勾摹開始，經過上石、刊刻、捶拓，再經過裝裱的過程，書法原貌往往會打了折扣。
墨跡摹本是從原跡上直接勾摹下來的，或者從唐摹本上再勾摹下來的，方法是雙勾廓填或者雙勾廓填兼臨寫，這中間又以唐代硬黃紙所摹為最精。
據我鑒定的結果，此帖應該是南宋勾摹本，雖然并不是王右軍的手寫真跡，但在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極為珍惜難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