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允文和陳康伯的面色也產生了變化，滿是不可思議。
陳康伯更是詢問道：“不安排軍隊的話，工地上萬一出現暴亂可怎么辦？那么多人聚在一起,北朝不擔心出現暴亂嗎？”
虞允文也十分在意這個問題，死死盯著王祈。
他們直到這個時候才發現明國的工地和南宋的工地不太一樣。
南宋農民有服徭役的義務，每年農閑時被強征做工那是理所當然的事情,為朝廷出力是他們生來的職責，本來就沒有報酬。
說是管飯，但是吃的是什么東西，他們心里也都有數。
基本上餐費都被大小官吏貪污掉了，能給這些強征來的農民工吃的都是些正常人不會去吃的東西，就算是不會吃的東西，也吃不飽。
饑一頓飽一頓，還有大體力勞動活兒，在工地上餓死累死病死那是常有的事情，根本不足為奇。
也正因為這樣惡劣的條件，所以被強征來的農民總是會想方設法的逃亡，而為了遏制逃亡，南宋官府就要動用軍隊持械監工，要是有人敢于鬧事，那就要面臨嚴重的后果。
而且就算工地上的官吏不貪污農民工的糧食，給他們吃飽肚子，朝廷還是會派軍隊來監督工地，以防不測。
原因就在于朝廷不信任民眾，防著民眾，生怕民眾作亂。
這個時代交通不便利，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很大，有人想要造反，基本上只能局限于一個地區，一個縣，乃至于一個村莊，可以動用的人力很少，官軍平定起來難度很小。
想要搞大起義，就要有連結多個地區一起發起造反的能力，這種能力不是什么人都能具備的。
所以這在無形中大大增加了底層人民起義造反的難度，也降低了官府遏制造反的難度。
但是一旦集合勞動力前來做工就不一樣了。
各個地區的農民被聚集在了一起，那么多人，那么惡劣的工作環境，那么兇殘的官吏監工，農民們心中的怨氣會不斷積累。
這種怒氣一旦到了一個臨界點的時候，就會引發暴亂。
而這個時候工地上的人那么多，動輒成千上萬人，一旦發生暴亂，那就是大規模起義，尋常安保力量根本控制不住，不提前投入軍隊嚴防死守，統治者根本不能安心。
所以每當封建王朝想要進行大工程的時候，總會跳出來很多官員反對，而每一次反對的理由絕對不僅僅是浪費太多錢。
他們最有力的反對條件就是擔心民眾大量聚集，一旦發生暴亂，會難以控制。
這樣的例子真的很多，從秦朝開始一直往后，歷朝歷代都沒少過農民工在工地上造反叛亂的，有的還鬧得很大，甚至能成為一個王朝覆滅的直接導火索。
所以任何一個封建王朝想要進行大規模工程時，要付出的成本絕對不僅僅是建筑成本和人力成本。
他們需要付出的最大成本是安全成本，是為了防止民眾發生暴亂而支出的安全成本。
這種成本之高，是任何一個王朝都不能草率應對的，因為隨時會有王朝覆滅的風險。
宋朝作為個中老手，經歷多次工地造反事件，深諳此間道理。
所以當初明國進行黃河工程的時候，包括張浚在內的很多高官直接斷言明國不會再有發起戰爭的力量，因為他們大部分的力量都要用在防范黃河工地上的農民工造反上。
但是奇怪的時候，工程發起兩年多以來，明國黃河工地上并沒有發生過什么暴亂，這讓南宋君臣頗有些費解。
咋沒暴亂呢？
這不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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