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知道應該讓老李上場的。
給年輕的宰相上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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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與朱富貴的交談中，俾斯麥終于放下了擔憂。
作為一個西方人和基督徒，俾斯麥當然也不希望再發生一次黃禍。
如果4億中國人都成為這兩天他見到的明人的樣子，那實在是太可怕了。
這不僅僅是德意志民族的災難，更是整個西方文明的災難。
但現在看來，這個明國完全是依靠朱富貴皇帝的個人魅力，以及幾位絕頂聰明的天才科學家、工程師的靈光一閃，才創造出來的。
明國在北美西部的成功是不可復制的，是不具備普世價值的。
他絕無可能惠及四萬萬中國人，也絕無可能長久的維持下去。
或許大明崩潰就在明天也說不定，因為他們的制度和宗教信仰遠遠不如歐洲人。
一個工程師治理的國家，上限又能高到哪里去呢？
想明白了這一點，俾斯麥反而對于促進普明結盟更加熱忱了。
19碗炸醬面+2個鹵蛋也不是白吃的。
在餐桌上，朱富貴也與俾斯麥談定了幾件事情的初步意向。
一是，大明皇家成衣廠立即趕制一批普魯士軍裝樣品，交由俾斯麥帶回柏林讓威廉一世御覽。
二是，俾斯麥直接拍板，簽署了《明-普魯士教育理論共識》。
說起教育，如今在歐洲，普魯士教育模式可謂是迎風臭三丈的反面典型。
在教育問題上，俾斯麥驚喜的發現居然能在遙遠的東方，或者說是美洲找到知音。
從腓特烈大帝開始，普魯士便開始推行義務教育。
即國王使用國家稅收，而非是向學生收取的學費，來推廣覆蓋平民的基礎教育。
早上八點進入課堂，每堂課統一時長，統一教材，統一課程，統一校服，上課手背在身后，坐端正，回答問題先舉手，老師如長官，按鈴聲統一所有時間段的功能性分配，統一學齡制，統一考試，統一懲戒與獎賞。
總而言之，以加工機械零件的方式，對每一個孩子進行強制性的基礎教育，這就是普魯士教育體系的精髓。
而這一體系的終極目的則是：“創造一個被訓練得服從政府、敬畏上帝、勤奮和節儉的人民的帝國。”
這樣的做法自然受到了如潮的抨擊。
英國的自由派學者們說：“普魯士體系的主要設計缺陷是連貫-干擾問題，其源于一個事實：同一知識對不同學生可能產生不同影響。一個孩子可能會增加知識體系的連貫性。另一個孩子將遭受知識干擾。因此，普魯士模型臭名昭著地違反了學習的基本規律，該規律認為學習必須是自主的，并且是快樂的。”
普魯士的詩（公）人（知）們說：“普魯士有工匠、有神甫、有思想家，有主人和仆人，有年輕人和老人，但是卻沒有一個真正的人。我們首先要是一個人，然后才能成為一個普魯士人。”
就連貝多芬也認為：“日耳曼人簡直就是一群掉了隊的人。他們打亂了歐洲文化的歷史進程。在拿破侖企圖解放我們的時候，德國人竟然還作出抵抗行為。”
不過貝多芬無疑忘記了，他8歲師從宮廷老管風琴師H·伊登學習音樂基礎理論及管風琴，同年第一次登臺演出，這是貧民階層子女一輩子無法接觸到的素質化、個性化、專業化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