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實如劉玉所言。
大順有些地方的基建，資本是愿意出錢的。因為資本是“單對單”的。
比如說，武夷山到閩江的運河，資本出錢修運河，資本收的是運河的通行稅，這是有利可圖的，而且長久看都是有利可圖的只要對外茶葉出口依舊把持在大順手里、只要歐洲人沒有偷走茶苗，無論將來大順的政策怎么變，是繼續松蘇出口、還是廣東通商、亦或者直接福州通商，那么從武夷山到閩江的運河都是有利可圖的。
包括說，修建的從膠州到濟南府的鐵路，也是如此。
這即是“單對單”，資本只看自己投資的單個事物的效益，而不可能去統籌全局。
而如從京城、亦或者旅順，修過沉陽、過六百里松遼分水嶺直到松花江、黑龍江的鐵路。
只看鐵路，短期內效益和回報，基本是看不見的。
所以。
要么，朝廷出資來修，從全局的視角來看問題。這里包括傳統的全局視角實邊、遷民、解決華北的人地矛盾。
要么，就得出臺相應的政策，使得鐵路本身被抽象掉，而把利潤放在別的地方，從而讓資本愿意出這個錢。
這里面的區別，對于統治者而言，那可大了去了。
簡單來說，第一種，朝廷出資來修。
比如說，搞“三餉”模式，且學崇禎，暫累吾民數年。
結果修成了，老百姓也不滿意，地主跑那邊種地也不記朝廷的好處、資產階級說不定還得被“助捐”啥的心里也得罵。
完后吧，事后移民、屯田、戍邊、實邊啥的，遷徙人口，大家不肯遷徙，又得罵一頓。
但是，換劉玉說的這種模式，那就大為不同。
資產階級美滋滋地得到了土地、得到了原始積累、以后還會返還“本金和利息”，完后還能通過剝奪那些農業雇工的剩余價值獲取利潤。
小農這，又覺得不傷自己、不曾征餉、家里過不下去又可以去那邊打工種豆子，說不定還能得塊農場周圍的份地。
而勞動力，本身又不缺地主兼并、放貸、或者破產導致自己失地，“自愿且主動”地爬上開往松花江的四等車廂，去給人種豆子，那至少不是統治者征三餉導致的。
而且若是李欗辦的，那資產階級不得給李欗立牌位啊
所以說，事，都是一個事。
修路。
地，最終發展下去，只要不出現革命，那肯定也是一樣的結局最終兼并。
但是，過程就完全不同。
前者全是罵名。
后者則至少還有資產階級給燒高香、立長生牌、認為這是個可以依靠的資產階級的“好皇帝”。亦即老馬說的，走到最扭曲的程度，唯有皇帝才能維護資本主義、唯有小偷才能保護私有財產、唯有道德低下者才能當教皇的版本。
所以，這就是劉玉說李欗還是沒有把未來放在工商業上的真正意思你需要，換一個階級來當你野心的助力了，要用工商業時代的情況來思考問題了，要知道拉資產階級了。
打著小農的皇帝的拿三，背后真正的依仗是金融家、資產階級，最終干成的事也是工業的高速發展。
李欗也是一樣。